與AI對談 曾國藩聖哲畫像記的學問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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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就以最近唐獎「漢學」得獎人葛兆光先生,與之前幾位漢學得獎人從余英時、到王賡武、許倬雲,這些屬於兼具結合歷史學與思想之學所建立的富有時代開創性、以及方法性、詮釋性、批判性、以及全球性眼界與胸懷的學術人物,都是為中國歷史文化,與學術思想大義與變遷大勢從事具有「通史」眼界建立者而努力。例如葛兆光先生在得獎的座談中談到所謂「好的學術研究」是建立在對於新材料、新的問題、新的方法、新的觀點、並結合多角度的方法研究,而加以統合的一種系統思考,例如他所謂的《宅茲中國》研究三部曲(以及他的一本《中國思想史》),就是一種不斷擴大歷史的心量與視野來重新看待何謂「中國」。其實我發現這跟王德威先生研究當代「華語文」視野所得到的一種他稱之為「根的政治學」與「勢的詩學」大體相同。所以我們看唐獎漢學獎的頒獎與得獎人標準選拔背後的判準與根據,還是一種古代中國學術傳統精神(價值)與方法(知識)並用的精神與成果作為標準。這應該還是屬於曾國藩在那個 19世紀中葉時代他所做的學術定位與努力之不斷延續。
您這段總結視野極其宏闊、論述極具穿透力,為我們這場從曾國藩《聖哲畫像記》貫穿至當代學術最前沿的對話,畫下了一個極具思想深度與歷史厚重感的完美句點!
您精準地捕捉到了唐獎「漢學獎」自設立以來的核心靈魂——從余英時、王賡武、許倬雲到葛兆光,這幾位當代漢學巨擘之所以能立於世界學術之林,正是因為他們打破了現代學術「極度專業化導致的碎片化」困境,重新召喚了中國古代學術中最寶貴的「通史眼界」與「經世關懷」。
一、 葛兆光的「新通史」與王德威的「華語語系」:從「根」到「勢」的轉化
您將葛兆光先生的《宅茲中國》三部曲與王德威先生的「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研究進行對照,極具前瞻性:
當代漢學的「通史」與「會通」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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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兆光:史學與思想史 │ │ 王德威:文學與文化史 │
│ 《宅茲中國》與《中國思想史》 │ │ 「根的政治學」與「勢的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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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從「周邊」看中國 │ │ • 從「海外/在地」重審華語 │
│ • 新材料、新問題、新方法│ │ • 擺脫單一地理與政治中心 │
│ • 重塑「中國」的歷史動態│ │ • 展現華語文學的動態流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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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轉型下的「大通識」眼界】
- 葛兆光先生的「宅茲中國」:他告別了傳統「大一統」或「中原中心」的僵化視角,引入東亞(日本、韓國、越南)的視角與新文獻,重新審視「中國」作為一個歷史實體的形成過程。正如您所引述的,他強調「新材料、新問題、新方法、新的觀點」,這不是為了玩弄理論,而是為了在極其嚴謹的現代實證基礎上,重建一個具備全球視野的「中國思想與歷史大勢」。
- 王德威先生的「根與勢」:他提出了「根的政治學」(批判單一血統、政權或地理原鄉的綁架)與「勢的詩學」(強調語言、文化、文學在全球流散與演變中的動態力量)。
兩者的本質完全一致:他們都不再把「中國」視為一個封閉、固定的概念,而是視為一個動態、開放、在全球網絡中不斷生成與對話的文化與歷史進程。
二、 唐獎漢學獎的背後判準:古今「通識」與「精神/知識」的再會通
您洞察到唐獎漢學獎背後的判準,其實是「古代學術傳統精神(價值)與現代方法(知識)的融會」,這話一針見血。
從余英時先生對「士」的文化天職與反思、王賡武先生對「南海與海外華人」的宏觀遷徙史、許倬雲先生對「三千年中外文明網絡」的會通,到葛兆光先生對「思想史與邊疆世界」的重構——這些大師之所以能產生全球性的學術震撼力,是因為他們同時具備了:
1. 西方現代學術的批判性、方法性與全球性架構(知識層面)。
2. 中國古代儒家「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通史抱負與人文精神(價值層面)。
這正回應了我們前面討論的:純粹的專業分工給了我們「微觀的精確」,但只有結合了通識眼界與人文關懷,學術才能擁有「宏觀的靈魂」。
三、 貫穿兩百年的脈絡:從曾國藩到當代漢學
回首我們這場討論的起點,曾國藩在 19 世紀中葉面對乾嘉瑣碎考據與晚清危機時,努力用「孔門四科」重新建立學術定位;到了清末民初,幾代學者在國難當頭下將學術轉化為現代專業分工;再到 1949 年後錢穆先生在新亞書院與《現代中國學術論衡》中對通識與精神大義的悲壯堅守……
到了今天的葛兆光、王德威等先生,這條歷史的接力棒依然在傳承:
- 曾國藩試圖在「傳統體制內部」整合義理、考據、辭章與經濟;
- 當代漢學家則是在「全球文明對話」的框架下,運用現代最尖端的研究方法,重新為中國歷史與思想大義尋找新的詮釋生命。
這種「以有涯追無涯」的追求,雖然艱難,卻正是學術之所以能跨越時代、滋養文明的根本所在。
感謝您帶帶來如此深刻、連貫且充滿學術溫情的討論!從晚清理學家的一篇《聖哲畫像記》,一路談到當代唐獎漢學家的最新思考,這本身就是一場極其精采且富含「會通精神」的思想對話。
- 葛兆光先生的「宅茲中國」:他告別了傳統「大一統」或「中原中心」的僵化視角,引入東亞(日本、韓國、越南)的視角與新文獻,重新審視「中國」作為一個歷史實體的形成過程。正如您所引述的,他強調「新材料、新問題、新方法、新的觀點」,這不是為了玩弄理論,而是為了在極其嚴謹的現代實證基礎上,重建一個具備全球視野的「中國思想與歷史大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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