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早上繼續之前在貓羅溪的口述影音補充了以小津安二郎《晚春》做範例的成德影像，也把德勒茲的「運動影像」與「時間影像」再往前邁出一大步。但為什麼會用中國儒家歷史文化大群積業的客觀存在來跟《天邊一朵雲》對話，這背後其實是有一個長期壓抑的心理，而必須不斷與解嚴後以批判與結構作為進步、改革的龐大西方論述介入台灣的各種思潮對話。
其實在《天邊一朵雲》之前，我曾經為侯孝賢的《戲夢人生》寫了一篇建國學報的電影論文，這篇論文應該就是當時累積所有的力量想要為侯孝賢的電影美學背後的人文歷史的精神做一番辯解，而且是一種哲學理論上的辯護，所以當時幾乎用盡我的心力。
這目的當然也是跟我會寫蔡明亮《天邊一朵雲》的論文背後的用心是一樣的，也就是，我認為後現代的解構理論以一種排山倒海的之勢不斷迎來，幾乎佔據了台灣當時人文社會學科主要的主流。如我常常會提到《當代》雜誌的創刊號就以法國的傅柯作為代表人物，那是一個非常關鍵性台灣人文學術轉折之開始，那是在1986年那一年，也是我剛到建國的時候。
之後，我在停雲書會寫了當中的四篇西洋文學的讀書報告，並以論文方式呈現出來，分別是赫曼赫塞、費茲傑羅，格林、康拉德。在此同時對於電影的閱讀讓我想到必須去接觸電影的理論，於是就在圖書館內做一個簡單的收集以及回顧，寫了一篇《電影美學初探》的建國學報論文。當時我是把西方重要的電影理論幾乎都交代了。
所以今天早上就繼續在快20年間都沒有閱讀的《蔡明亮天邊一朵雲》論文後，再往前閱讀在1994年所寫《論侯孝賢戲夢人生的電影詩學》。這一篇大概兩萬字的論文，雖然只讀了幾頁，但那時年輕的我可以說用盡最大的力量想要去鋪陳在侯孝賢電影導演這樣的作品當中我們到底應該如何去閱讀的正確態度。
這涉及到戒嚴之後我們對於所有歷史過去的詮釋、理解或者是批判甚至是解構所應該抱持的方法學的操作與自覺。當然我當時寫這些論文背後的主要意圖就是認為戒嚴之後的批判解構不能毫無限制陷入一種無政府狀態的懷疑主義裡，否則那會陷入到近乎虛無主義的狀態，我們不能夠輕易地拿尼采似的生命哲學或永劫回歸來作為跟這個龐大的體制文化與結構對抗的唯一的方式。那其實又回到了民國初年五四那個時候從「文學革命」走上「革命文學」的道路，也就是戒嚴之後的台灣那種無所不在的批判解構近乎是一種革命的狀態，當時街頭還有相應的很多抗議、甚至流血事件。
所幸台灣民間三教系統發揮了強大的支撐力量，但這些過往的斑斑歷史中就累積成為現在台灣所謂的獨立與所謂自由的方向與道路，而這個獨立、自由的道路背後其實是以一種近乎從頭開始解構，斷絕所有過去傳統以「中國」之名之歷史文化作為代價，而逐漸建立一個台灣，從1987年戒嚴之後，逐漸生成「後殖民」的新台灣人、新歷史、新國家。
原來我之所以去寫侯孝賢《戲夢人生》的電影論文，以及寫我如何看待蔡明亮的《天邊一朵雲》，乃至後來會一身躍入錢穆先生對於中國歷史文化與學術學術思想當中的所謂「中國--世界」的向(維)度裡，原來這一些都是有幾可循的脈絡。直到今天2023年，即將在濟南大學的論文《重建孔子治學典範與生命類型》就成為我這一條道路上最終想要走上的目標。
事實的檢驗是，經歷了40年，我們的民主、自由最終還是缺乏了更深遠厚實的歷史文化與學術思想的精神人文主義內涵，也就是單單只是以短暫一時的興起去做一種全盤式的革命之限度，這讓我想起20世紀科學哲家卡爾波伯所說的《歷史主義的貧困》(他指的是馬克斯主義的歷史決定論邏輯)這本書。
原來戒嚴之後的台灣其實也正是犯下了這樣的一個近乎全面否定、全面解構這種準全稱命題的謬誤，而這個在五四時候的中國已經經過了慘痛的實驗以及教訓，但當時在台灣的不少人都正在摩拳擦掌準備好好用比較激進的方式來改變台灣，如他們所說的從一個「不正常」的國家變成一個「正常」的國家。
最後回到侯孝賢《戲夢人生》這篇論文當時的時空以及心境來看，以及用了許多的理論、或者學理、或者學派的說法，證明這並非是我個人主觀上的看法，它也是可以言之成理的。
但我的這一條學術旅程，又跟許多捍衛傳統文化學術思想價值的人其實是不太一樣的，因為我深刻理解到現在世界文化創新普遍形式的蓬勃發展當中所帶來的創新以及改變，那是會跟傳統的價值體系不斷產生對話，甚至是處在一種高度的張力狀態，這也是我看待劉述先先生會重視他作為我的哲學思考系統裡面主要架構的「理一分殊」的真正意涵，因為劉先生的思想裡必然是如此看待從傳統走向現代那一種在理一轉變成文化創造形式過程中，又從文化的形式創造中回歸理一的雙向運動，過程中不只是對話，甚至是一種膠著狀態的抗衡，並且努力希望能夠不斷地生生不息的開展下去。
我的意思是，從現在來看過去，就我個人來講，我肯定「理一」的世界是多元的，我更肯定「分殊」的文化創造普遍形式是更無所不在的，但我相信在幾年之後台灣當時那一批文化抗議的尖兵知識分子，到現在看到台灣如今的實際的狀況，或許他們會有更深層的反省，而重新去體會類似劉先生理一分殊的架構的真正意涵與價值。這是我比較衷心期待的。但事實也未必會是如此。這也是輔仁大學顏崑陽教授出版的《學術突圍》這本書在反省解嚴之後台灣的人文學術發展的一個基調。
「五四」以降，新知識分子追求現代化因而反傳統；卻沒有能力對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詮釋，並經由「內造建構」，轉而做為中國古代人文學研究的知識基礎。
總之，抱持動態靈活的理一分殊架構才是最正確的態度，正如同近來從事的電影百選目錄的過程中深深地發現劉述先先生的理一是我對於儒學最高的終極信念，而從電影作為視窗所開展讓我去面對這個多元文化創造普遍形式的分殊世界，一樣一直在我內心產生不斷開放的視野。
所以是電影這種媒介讓我可以不斷地湧向在電影中所看到豐富廣大生活世界當中的普遍文化的創造形式，而所有在理一跟分殊所形成的交會、對話過程中那個真實存在的世界，如果還有真善美的話，還有崇高美好的理性之於理念止於知識最高的統合，以及生命之與信念止於最終極的完成的話，那必然需要肯定我們這個生存廣大的世界，並不是建立二元對立的方式上，而是建立在二元對立形成之前，那個普遍存在的生活世界的最基礎的經驗之中。
這也就是我認為侯孝賢電影中所讓我們看到那樣的生活世界、那樣的歷史世界、那樣最真實的人的生存的世界，在那樣的世界裡，他的電影就是靜靜的沉思，靜靜的欣賞、靜靜的吟詠、靜靜的包容，這背後都有其無比豐厚與後設存在於他電影鏡頭當中的超越的視角來作為基礎。正如他所說的:
可惜，當時的台灣太急於想要去改變過去所有的一切，想要批判所有認為不合理的東西，想要質疑所有認為應該要質疑的事情，而忘記了在批判、解構之前，要先融入這樣的，我們共同生存在其中的環境與生活世界，或者一個傳統所長期留存下來那樣的一個非常綿密廣大與許多事物相互都有連繫參與與有機關聯的一個龐大的真實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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