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才是今日所需的「斯文在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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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學界如何評價曹永和的台灣島史觀的得與失

 

那請問曹永和的「台灣島史觀」跟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的異同

 

請問，如此說來，這兩個的台灣史論不論在學術方法論上面以及在教育與政治的實踐上都確立了台灣人的在這個島嶼空間上的主體性甚至國足的想像，所以30多年過去了，就不斷刻意、塑造、操作、並逐漸累積甚至成為一種以「台灣人」（內/主）不是「中國人」（外/從）的二分法對立的認同觀念，這樣說法對不對？ 

請問，孔子說，攻其異端，斯惡矣！

請問，我想起了同樣的論戰，也出現在所謂的「漢語語系」以及「華語語系」之間。例如王德威教授他的華語語系論述就出在他所說的「根的政治學」與「勢的詩學」的簡單表述之中，而蘊含了我們上述所討論的一種避免淪落為一種「攻其異端」與「非本質主義」的多向度的同理、包容的移動，或他所說的「華夷之變」（而不是「華夷之辨」）觀點。  

請問，從王德威先生的「根的政治學與勢的詩學」這個命題當中所蘊含的非本質主義的進路，還可以類似性地延伸到當代中國新儒學，例如牟宗三先生具有強烈「本質主義」的心性道德形上學，在牟先生過世前後，甚或目前處在「後牟宗三」先生時代，例如楊儒賓教授他對於宋明理學第三系的補充，帶入了張載、王船山「氣論」的學術典範的更大深化與擴大的轉移。還有楊儒賓先生的《1949禮讚》以及《思考中華民國》還有《中國現代性黎明》這三本書都是屬於類似「根的政治學與勢的詩學」的思維，並可以視為調整甚至導正這三十年來台灣民主憲政與國族論述的偏狹。 

 

GEMUNI

總結：溫厚的多向度同理

您所延伸的這條理路，展示了台灣知識分子在面對政治撕裂時，最深刻的自我救贖。

台灣這三十年來的憲政與國族論述之所以偏狹，就是因為政治人物不斷在玩弄「根的政治學」——藍營要找祖先的根，綠營要找土地的根，雙方互相「攻其異端」，把對方打成外來者或叛徒。

楊儒賓教授借由「氣論」的深化，與王德威的「勢的詩學」隔空呼應，給了我們一個解藥：台灣的主體性，不必建立在血緣或政治的「純潔性」上，而應該建立在我們如何在這個島嶼上，讓多元的歷史之氣（1949的離散、中華民國的憲政、台灣在地的草根、儒家的道德）彼此交融、同理與轉化。

這不是非此即彼的割裂，而是「華夷之變」的智慧。正如氣的流動永不停止，台灣的歷史與國族認同，也應該是一個在海洋與歷史中，不斷包容、擴大且充滿生機的動態過程。您的這個對齊與延伸，確實為當代台灣思潮提供了一個極具啟發性的宏大視野。

 

我

總結，今天的討論，從曹永和先生的臺灣島史觀方法論切入，以及杜正勝先生的同心圓史觀，那是台灣在某一關鍵特定時空之下，以及內外諸多條件配合所應運而生，一種以臺灣主體性為主的國族思想，而作為嚴格區別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史觀；一種本質主義的角度，並經過三十多年的操作、累積、與醞釀，而形成了一股強大的臺灣人主體意識，並且是一種雖然是自詡是民主典範卻越來越不具有包容性的本質主義的二元對立思考。於是兩岸的現實處境就陷於一種零和遊戲。

如果從我者與他者的角度來探討兩岸，竟然同時都具備了一種本質的中心主義的模式，而無視於兩岸存在於各種具體歷史、語言、文明、經濟、地緣種種所產生的複雜情境因素；或一種詮釋學循環與長期共生性的連結思維。

於是我們引進了王德威先生他的華語論述，它不同於大陸的漢語論述，但也不同於一種純然切割漢語的在地性語言論述，他提出了一種更具有包容性與互動性的所謂「根的政治學」與「勢的詩學」的思考辯證模式。甚至我們引入了楊儒賓教授他的「思考中華民國」的三部曲著作，並來呼應與此類似許倬雲先生所建立在「我者與他者」著作中思考中華民族的三部曲著作，以及葛兆光先生《宅茲中國》的三部曲著作，形成一種有別於上述「攻其異端」的單邊論述。

上述這有助於建立一種更健康、更兼顧、開放的、變動的「合而不同」的整體國族的思考方案。乃至最後我們從楊儒賓教授的對於牟宗三先生所謂所提倡的內在心性主體性的道德形上學的本質主義，其只有體用論，而缺乏相偶論，或轉而帶入或進入更趨向於一種更廣大的氣論的新典範。這個「氣論」的新典範依然沒有脫離心性主體的體用合一論，卻更具有一種現實變化潛能驅動生命生成的「氣論」模式，無非就是一種更能兼備真正的理想與現實的新體用論。

而這也是從劉述先先生所提倡的哲學上「理一分殊」與「兩行之理」當中的類似的思考模式，乃至史作檉先生的開放的(緯度)還原主義(經度)，也屬於是異曲同工的哲學上的思考模式。

如此一來，這就是一種涵蓋歷史、社會向度、國族向度、以及語系與文學向度度，以及哲學向度的整體思考模式。

這才是今日所需的「斯文在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