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哉！時哉!」難矣哉！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論語》〈鄉黨〉）

 

一

《論語新解》鄉黨篇〉最後一章孔子有「時哉！時哉」之嘆，錢先生注文表孟子言「孔子聖之時者也。」《論語》中還有8-13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必知不入不居之幾，乃能盡守死善道之節。蓋世治而我身無可行之道，世亂而我心無可守之節，皆可恥之甚。君子身居其邦，義不可去，有見危而授命者，亦求善其道而已。此皆守死善道。蓋守死者，有可以死，可以不死之別。

根據註文，表達只有知道「不入不居之機」，才能知道如何確認立身之法則。然此「時」皆有賴於「學」。

另在錢穆先生〈論春秋時代的道德精神〉一文則標兩種道德觀，惟無分高下，端賴隼於對於「時」與「心」之判斷。觀《論語》中雖主「知其自己不可為而為」，但也有「知其可為而不為」一面。所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可以生則生，可以死則死」，所謂「無可無不可」，或「聞義以求其道，隱居以求其志」，或仕與隱，如子貢善於經商，居孔門言語科之首，卻選擇在孔子死後在墓相伴六年，為孔門碩傑，此豈非有極大的德行修養？實則關鍵也在於對於變動不居之「時/變」與「心」（義/理）的判斷。

二

在FB有東華大學朱嘉雯教授主持的楚辭專欄，並表明一種神話、浪漫、自我認同、不隨波逐流，堅持理想的現代觀，還引用《史記》屈賈列傳，司馬遷評價「其志潔」、「其行廉」、「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太史公贊曰：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可為高矣。

又翻開《楚辭集注》序看朱熹怎麼樣評價屈原：

竊嘗論之：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於缱绻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 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 怨妻、去婦拉淚謳啥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問，天性民彞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

但從兩面性而言，屈原終究只能申明一義，彷彿韓愈〈伯夷頌〉當中「獨立不倚」之意涵，甚至引用朱熹在人生最後註解楚辭來伸張屈原與自己所遇到人生困境之無可奈何，而必須堅守自己之志的最深感懷，實都遇到了孔子「五十而天命」的艱難存在判斷。

觀朱熹《論語集注》註解〈五十而知天命〉把天命註解為天理，就失去了那個存在動態的實踐生成論。晚年因為陷入政治改革的漩渦，而遭到極其重大打擊與挫敗，於是人生最後特別有感受借屈原難以申述一己於其義難知「知命」之遭遇即喻其自己。

而從錢穆先生《莊子纂箋》〈序〉可見錢先生於一九四九也藉離騷憂患斯文墜地不已之心情。：

若苟四十年來、漆園之書、尚能索解於人間、將不致有若是。天之不喪於斯文、後有讀者、當知其用心之苦、實甚於考亭之釋離騷也。

此如面對一九四九去留，涉及道德判斷或歷史判斷，不亦難乎？

三

如這也是「時」的作用，讓杜甫三年在夔州完成如《秋興八首》七律約三百餘首詩歌寫作，相對安定的山居歲月，最終仍需放船出峽，既有時的判斷，也有故土的召喚，也有史官使命的召喚，也有避難轉換環境的召喚，不一而足，這無非見證了「時」是多麼普遍而困難的一件事情。所謂困難，就是「時」沒有確定性，然又不得不做選擇。

但總是有人從古自今皆不斷歸納出一些變化的法則，例如《周易》有基本否極泰來的規律，孔子「與權說」則格外透徹，「義以之比」更然。又如今人生、投資、理財、股市亦有反向的蒙格之道、有極簡主義、有墨菲定律、有峰終定律、有第二曲線等，這都無非屬於「時」的判斷，也看到問題的癥結，然則何時奮起？是否可以翻轉？然亦有「其義難知」雜於「氣化」乃至天命者，但不去嘗試釐清也無從判斷。此皆學也。《論語》中孔子曰「學而時習之」有人解釋這個「時」並不是經常，而是「選對時機」去加以實踐。

四

但從宇宙整個有「能趨疲法則」即「增墒定律」，來看萬物都趨於毁壞的普遍趨勢。所以興亡遺恨才那麼無所不在！在生死替換之間，萬物生生不息，循環不已，則如何抗老化？如何永續？如何提煉心流？保持高度柏格森的創造力？如何走完最後一哩？如何判定「零與一」以及「N加一」的不同，如何在形式文明普遍無所不在的當下，仰望那個作為形式表現基礎的存在性心靈，以及美學性的生發心靈，也就是那個「自體」與基礎，而不會因循且、安於逸樂的小確信等等，這些也都需要從實踐中去向前，歷經判斷、極限（現）、矛盾，反證、自體、統合的歷程。

然上述這一切都存在於實在界的根本結構裡，並不是說只有採取積極創造，甚至無所不用其極，善其工具手段以延續，乃至需將知其不不可為而為放在一邊，改用知其可為而不為，用更大的耐心，等待、減少、克制、約束、修養，即實踐在時間中那一需緩慢恪守自己的天地者，實君子則一準於義，雖力有可爭，智有可圖，而義所不可，即斯謂之命。故又這也是一種最貴於對與其說是「時」不如說是「心義」之極大修養。誠如

14-38公伯寮愬（ㄙㄨˋ）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ㄙˋ）諸市朝（ㄔㄠˊ）。」子曰：「道之將行也與（ㄩˊ），命也。道之將廢也與（ㄩˊ），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人道之不可違者為義，天道之不可爭者為命。命不可知，君子惟當以義安命。凡義所不可，即以為命所不有。故不得於命，猶不失吾義。常人於智力所無可奈何處始謂之命，故必盡智力以爭。君子則一準於義，雖力有可爭，智有可圖，而義所不可，即斯謂之命。孔子之於公伯寮，未嘗無景伯可恃。孔子之於衛卿，亦未嘗無彌子瑕可緣。然循此以往，終將無以為孔子。或人稱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如此等處，卻似知有可為而不為，此亦學者所當細參。(《論語新解》)

時哉！時哉！難矣哉！聖之時(中)者也，難矣哉！

時哉！時哉！此章實千古妙文，而《論語》編者置此於〈鄉黨篇〉末，更見深義。孔子一生，車轍馬迹環於中國，行止久速，無不得乎時中。而終老死於闕里。其處鄉黨，言行臥起，飲食衣著，一切以禮自守，可謂謹慎之至，不苟且，不鹵莽之至。學者試取《莊子》〈逍遙遊〉〈人間世〉與此對讀，可見聖人之學養意境，至平實，至深細，較之莊生想像，逷（ㄊㄧˋ）乎遠矣。然猶疑若瑣屑而拘泥。得此一章，畫龍點睛，竟體靈活，真可謂神而化之也。(《論語新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