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學術特質

今天(二○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二)閱讀並借重一位網路作家小英評論譚家哲先生《論語平解選編》，她摘錄了幾段書中的話，格外具有深意，並且根本性地表達這本書的宗旨。或許是我昨天先看了他的這一篇評論，於是今天清晨，就口述了一份表達譚先生這些年來所對我所示範的學術典範與生命類型。

到今天下午，午覺睡醒後，再重新檢視這一篇，則加入位評論者幾則極重要譚家哲先生的話後，才更能夠完成這一篇的感思。

對我，小英這篇其實是意義重大的，且第一次才感覺到真正釐清譚先生的學術典範與生命類型。此即譚家哲先生的主從與本末的思想架構。也才能夠看到他所主張《論語》作為生命存在正道所居「第一層原理」的後設與通學之意義，如孔門孔門通學之內容，與近人所謂專業之分科不同。如四科(德行、政事、語言、文學)、四教(文、行、忠、信)、四學(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三階段(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這也正是錢穆先生所要表達的真正意涵。如在《論語新解》〈學而篇〉講到《論語》孔子教與學乃是學成為自己(「學以成人」)是一個人之正道，並且是屬於第一正位階。如譚先生所說「第一層之道理（平常道）」、或如錢先生所說「多務本之義，乃學者之先務」、是扭轉「所學對象多在外，少在己」之弊等。

像《論語》學而篇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以及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還有曾子所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等等。

錢先生進而說：

人類主宰，亦不在於分門別類之各項專業知識，彼此互不相知，謂可以統制此全人類。人類之眞主宰，仍必屬於人。而厥爲人類中具有通學之通人。通人所必具之德性曰仁，通學所追求之主要目標曰道。而各項專門知識專家學業，則都必於此通學中流出，其人亦必仍不失爲一通人。故孔門之有四科，其流雖可派分，其源則歸合一。滙而成科者爲賢，合而歸源者爲聖。聖賢皆一通人，學者之希聖希賢，亦希爲一通人。如上述，三國時之管寧，晉宋間之陶潛，此皆通人，惟通人乃可主宰此世運，而此則非具通學通識者不之知。（錢穆先生）

而其後所分衍各種的學術思想都是在這個通學基礎上所發展出去。如中國儒家後來所代表的，像四書五經，或所衍生出來的經史子集，一套完全不同於西方哲學思想所開展出來的「通學」的學術典範與生命類型。

於是才直接表達我所目睹台灣，在我出生之後所歷經的社會變遷與國家認同的各種抗爭活動，所訴求那種在存在正道(德行的為己之學)「以外」的抗爭(政事的為人之學)，只能屬於第二位序，正好也是呼應錢先生在《中國學術通義》裡面談到中國學問有三種系統或類型

為己之學—人統

為人之學—事統

為學之學—學統

於是這也是我第一次才真正理解這三種類型通學意涵，尤其為何第一類型(為己之學)是佔有如此優先與最重要的地位。

這必須說是自己沒有辦法做到舉一反三的學習能力，只能學一見一，就是自己沒有足夠的感思能力與突破的自信的一種思想與學習之弊。

總之今天這一篇對我格外具有意義。在此牟先生、錢先生與譚先生幾乎確立於共享了所謂人道第一層與學問第一原理的共同基礎。他們都共同體現《論語》中孔子所標舉生命存在正道的基礎性。

於是我才會回頭像強烈感受到在1949前後百年，生存於這個複雜時代，所因脫離這個第一層次的生命存在正道之學，或如牟宗三先生《生命的學問》一書〈為學與為人〉一文所說，一種「生命的學問」與「學問的生命」，所有學術，從自然科學、應用科學、與社會科學，乃至人文科學之所以會歧出與偏離之原因。這也是牟宗三先生「三統說」 (道統、政統、學統)中「道統」之「生命的學問」之淪落。

這也是我寫諸多錢穆先生論文中，我所特別理解錢先生所看到的「為故國招魂」的「中國—世界」獨特性之漸漸消失，以及錢先生對於西洋「哲學」之所以並不是中國本來學問的所持真正理由(見《現代中國學術論衡》之〈略論中國哲學〉)。

此錢先生確實是有鑒於西方學術倡導獨立、自主，並不尊重在一種不斷延續、有始、有終、有成的特質，或者說在不斷地變化差異之中，而看不到一種「人文化成」的更高的所在。

相反地，中國自古的學術思想，就是從自然、宇宙、天所不斷傳承延續，故有各種的變化，但最終都仍只是一種生命上下一貫、不斷承續下去的一股整體的生命。

所以在這一章裡，還是看得到錢先生從《周易》裡面所得到的那一種中國式的辯證思想，就是一種會通性、和合性、傳承性的通義精神，而不是黑格爾是或馬克思這種鬥爭式的辯證思想。

後者這種辯證思想，是沒有盡頭，沒有完成，只是永遠不停向前，是重標新立異，是只是變，而沒有化，所以並沒有所謂「人文化成」這四個字的通義精神。

他根據《易傳》乾坤、陰陽、男女之動靜、闢翕，當中都在各自包含在其自身之內的另一端，而產生有一種相互流變，一種一體成化的精神，而不是斷然一種二元對立，甚至是相爭相鬥的原理。

所以中國學術思想對於「創新」與「保守」這兩種就是持一體的兩面觀的「通義觀」，不會只求單一面向，只看到創新，而沒有保守，只有保守，而沒有創新。

所以近代受西方學術的影響，把「創新」跟「保守」視為對立，形成兩個形同水火的不同原理，這些都不足以了解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當中的原始反終、反覆循環、以及正反相合（合一）的「通義」思想。

此外從西方哲學的角度來看，即便是對孔子的研究成果，恐怕還是只能看到孔子所符合「哲學」要求的那一面，而實際上孔子的面向包含的，不只是仁，不只是思考，還有「禮」，還有政治、歷史、、文化、詩歌等這一些「集大成」(求通義)的「和合」面向(對比於西方之重獨立與分別)。

而與此相反的是，我甚至認為最近政治出現的各種亂象，甚至來自憲法法庭幾位大法官所表現對於我國憲法設計與精神的認同，與程序正義的認知都出現令人不可思議的偏頗心態，甚至彼之團體在背後潛意識裡面所真正出現對思想之「學統」，與行動之「政統」的認知偏差，與輕忽生命存在正道之「道統」的第一原理與求通義可貴之基礎有關。

最後想起錢穆先生《中國學術通義》一書中有〈中國學術特性〉一文，與在十年前於建國科技大學通識中心舉辦【提升職業倫理與職業道德研討會】寫過一篇〈錢穆先生論中國當代學術之危機〉一文。以及在2022年，北京聯合大學舉辦線上研討會發表〈錢穆論中國學術通義之精神、危機與實踐—以孔子、朱子、章學誠、牟宗三、史作檉、汪中興為考察〉一文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