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型辯證」與「兩面牽制」的應用

 

有人認為余英時先生的治學典範裡，包含從傳統到現代的儒家價值體系重建，這裡包含來自於他的老師錢穆先生所代表一股孔子儒家在現代世界，試圖找到自己定位的重整與呼喚，另外一股力量，是來自於胡適所代表的自由主義傳統。他汲取了一種個體性的自由，並且以建立民主來奠定中國文化在現代世界中從民本到民主的發展。

所以余先生他對於傳統學術文化的繼承，並非照著講，而是順著講，我們應該把這兩個他所繼承的錢先生的系統與胡適的系統合而為一，來看待余先生的現代性方案。所以在上個世紀後半葉，他極力的促成台灣民主化的完成，並視為是傳統中國現代性裡面，建立民主自由，一個客觀上的偉大成就，那是在台灣或者是中華民國裡面首先來落實。

但直到2012年他，在中央大學發表的【民主與人文】演講裡，也就是余先生以民主自由與傳統人文價值所做的結合，來提醒在台灣的民主化，必須再升華、再深耕，於更深厚的人文精神土壤。

從塔那斯的原型辨證與參與的或分享認識論裡，我們看到余先生所再次呼籲，沒有深厚的人文精神的培育與基礎，形式上的民主將會是一場沒有生命的外在成就，終究無法使民主、自由生根。所以我們可以確定地說，余先生對於現代中國的文化建構，也可以說是循著一種原型辯證的歷程而逐步完成。

我們紀念余先生的治學典範，應該以此作為他的三部曲，也就是如錢先生所代表的歷史文化的現代詮釋與重建，是第一部曲。以胡適為代表的個體意識覺醒自由主義，卻可以在客觀架構上，形成公民社會的現代生活。這是第二部曲。但最終又必須回到真正文化生命的人文根基上。這是他那一場民主與人文演講最重要的意涵。

所以他反對在台灣建立主體性的現代憲政國族建構中，以「去中國化」作為代價，他發現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化中的價值體系，淵遠流長，本身早就內化在我們的文化生活當中。他提醒「去中國化」不應該變成一種建立台灣主體性當中，失去了包容性，與去建立人文精神世界，更終極的，屬於天人之際的生命歸宿與終極關懷。

用這三部曲的辯證發展，才可以看到他對於中國大陸在1949之後，在其建構國家發展與文化生活方面的不足。所以我們應該說，相對於台灣的民主建立過程中的三部曲，中國大陸顯然並沒有進入這個現代性的三部曲歷程。中國大陸在對傳統歷史文化與學術思想的現代詮釋與重建上，還沒有內化成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礎。在民主建國，尊重個體自由的民主架構，與公民社會上，中國大陸還是保持著他國家主義由上而下的菁英統治，也就是並沒有落實為成為現代高度自覺的政治主體的個體意識上，與客觀公共性的公民社會上，那就距離他的現代性方案第二部曲的民主與人文這個環節，還是落空。但對台灣，余先生有注意到有一種迷失在「去中國化」，來辨識自己主體性與自主性的人文基礎之匱乏，而沒有能夠走上正途。亦即這三部曲，正如錢先生的三部之學，每一部都不可或缺，並需時時交互深化。

這是今天早上有感而發的一個補充。

另外，對於塔納斯所說「兩面牽制」的具體思考，我想到那也可以用上個世紀所流行的「疏離」作為表徵。例如存在主義所代表的，是一種對於其所在的環境文化的疏離與荒謬的體驗。照他的原型辯證的發展歷程來看，從哥白尼、笛卡爾到康德的現代三重疏離，竟然可以一路發展到20世紀存在主義，以如卡繆、貝克特在文學、藝術上、戲劇上所呈現的荒謬與疏離。讓我們看到原來存在主義的誕生，不只是起源於十九世紀如齊克果與尼采、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而是其背後有他來自於近代哲學，於宇宙論、本體論、認識論的「兩面牽制」不斷疏離與惡化所形成，也就是它是一整個系統脈絡不斷發展到最後，以存在主義作為最高的表現。

照塔納斯的觀點，他的這一本《西方心靈的激情》，在現代世界，從十六世紀開始，就可以有一個有源有本的發展脈絡，而不會「見樹不見林」。故「兩面牽制」是所精心設計所代表的一種詮釋上的洞見。所謂見樹不見林，去頭去尾，那就只當成是單一的事件去理解。

如這也讓我們對於台灣過去40年的在地化、空間化的緣由，有更深切的脈絡上理解，並可以更公允看待台灣在地化所建立的典範，有其必然在歷史上成立的條件。但是否要無限擴大、上綱，那就必須要放在更大的一個歷史發展文化的脈絡裡，才不會犯了「見樹不見林」的謬誤。

再者在思考「兩面牽制」的時候，也可以放在一個文化在興衰交替之間，所處不對稱的矛盾當中，因失去平衡，而產生的創傷與失去認同基礎的疏離的普遍性中。

例如我所解釋小津安二郎電影中「成倫作對」的「樂園」主題因外在強大的國家戰爭與社會變遷而使其在天道與社會與家庭三者之間出現了失衡。

又例如這可以解釋像張愛玲這樣的現代性的作家，從她的身世與所處的時代動盪當中，因高度的不確定性，個人的生存飽受威脅，處在這麼一個動盪交替轉換過程中，所累積的各種心理的創傷，而形成在她的小說世界裡，去描繪廣大的芸芸眾生他們不同的生存狀態。這些原來都可以放在時代交替之間，所看到各種各式「兩面牽制」的限制裡，以及難以找到脫困的艱難處境。因為要從「兩面牽制」中看到危機中的轉機與契機，提升為更高層次的整體思考，在極其動盪不安的年代裡，在生存、生活，都飽受威脅不確定的氛圍裡，那是格外的困難。

所以「兩面牽制」，應該是存在於這個時代普遍人們內心所都會感知到的兩股或者兩股以上力量，不停交會與衝擊之下，在不確定的生活中，注定只有少數人，才能找到突破「兩面牽制」的方法。

例如，他可以以離開這個「兩面牽制」的環境，重新找到在此環境之外的新的可能，但是否能成功，一點都沒有把握。記得奧斯卡去年得獎電影《媽的多重世界》應該它的時代背景，就是以華裔在美國落地生活，處在異地，但還是難以脫離兩面牽制的困境，所表達出來的超越之路。

又例如像2022年奧斯卡得獎電影《游牧人生》，也代表著一種美國在從盛而衰的環境下，有一批人試圖走在新的游牧人生上。

所以我們普遍運用這個「原型辯證」的整體思維（見樹又見林），與「兩面牽制」進程的矛盾分析，就可以放在，從廣大的文化分布體系上，到國家建構程序與未來願景，到企業的升級，到學術與教育不斷與時俱進與深耕發展，到個人為自己的奮鬥目標找尋意義與突破，最終都雖成敗勝負難定，卻又不得不去開創的處境上。

對此，大至群體，小至個人，只能在自我教育養成上，透過學習更高級的思考模式，那一些有智慧、高瞻遠矚的人所呼籲，並建立的思考途徑上，可以更有智慧地，找到自己在此當中最適當的時中位置。正如塔納斯所說，讓自己:
處在一個強大的原型動力的掌握中，在它的推動下，長期疏離的現代心靈正在從它自己誕生過程的收縮中，從布雷克所謂的「心靈自身構成的束縛」(mind-forg'dmanacles)中突破，去重新發現它與自然和更大宇宙之間的親密關係。

但，何謂「處在一個強大的原型動力的掌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