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可畏的想像力》之二--反思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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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在三和路的麥味當，繼續讀王德威先生《可畏的想像力》序文，
故事面向過去與未來，充滿承先啟後的創造性契機，以及為生民「立言」的倫理自覺。當鄂蘭回顧二十世紀或左或右極權勢力所帶來的浩劫，她所謂的講故事更添加沉重的政治意涵。徘徊理性、革命、民主、進步、自由、解放各種「大說」所造成的廢墟間，如何將「故事」講下去，我們仰賴的不只是想像力，而且是可畏的想像力：迎向人性內外的黑暗、名與實的顛倒，還有那不可捉摸的惡，需要最深邃的發想，與無比的敬畏之心。失去了「可畏的想像力」，我們即無從揣測、辨認歷史怪獸與時俱變的面目，遑論抵抗？
以及前兩篇的部分內容:
1.
亡明作為隱喻——臺靜農《亡明講史》
2.
寫在（白色）惘惘的威脅中——施明正《島上愛與死》
並且補強了六月在朝陽通識生命教育報告「生命教育敘事學」的文學向度，也就是在溯源與返本孔子與《論語》的通識教育古典定義之餘，與現代版的生命五層次論之外，有鑒於生命教育的敘事性格更接近於從文學的小說、散文，乃至於詩歌，以及歷史的敘事性，再加上影像的敘述這三者，正好是一種「文史哲」的結合。
這是在重讀《可畏的想像力》序文中，突然更進一步認識到王德威先生作為對文學評論者的任務或使命及他對文學的莊嚴關懷。
所以上述就至少就包含了從他的:
1. 《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 Violence, Narrative)
2. 《後遺民寫作》(Post Loyalist Writing)
3. 《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 二十世紀中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藝術家》(The Lyrical in Epic Tim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Artists through the 1949 Crisis)
4. 《到可畏的想像力》(The Fearful Imagination)
5. 甚至到編訂《哈佛新中國文學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這一系列敘述內容。
《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在一個嚮往啟蒙革命的世紀裡，暴力的怪獸早以更細膩的方式，深入我們生活的肌理間，而我們卻可能居之不疑。環顧此時此地，我們有可能已經成為一種龐大的，以民主進步為名的怪獸的一部分了麼？藉著這一論式，本書觸及歷史與文學間複雜的對話關係，如國家神話的生成，文類秩序與象徵體系的重組，「史學正義」與「詩學正義」的糾結，群體與個體的互動，還有更重要的，現代性（modernity）和怪獸性（monstrosity）的辯證，歷史和「再現歷史」的兩難。本書以「檮杌」的怪獸意象串連全書，透過對近現代中國文學作品的剖析，隱喻歷史中無所不在的暴力與創傷，如何有形無形地侵犯宰制我們；人生儘管槁木死灰，在歷史與文學中，暴力與惡卻成為主調，身處其中的我們，是否已淪為怪獸的一環而不自知？！
《後遺民寫作》的「後」，原有自遺民論述的窠臼解放之義。但事實不然。「後」不僅可暗示一個世代的完了，也可暗示一個世代的完而不了。而「遺」是遺「失」──失去或棄絕；遺也是「殘」遺──缺憾和匱乏；遺同時又是遺「傳」──傳衍留駐。
「後遺民」指陳一種時間和意識形態的弔詭。是對遺民想像的批判，卻也是歷史債務的延續。如果遺民意識總已暗示時空的消逝錯置，正統的替換遞嬗，「後遺民」則變本加厲，寧願更錯置那已錯置的時空，追思那從來未必端正的正統。兩者都成為對任何新興的「想像的共同體」最激烈的嘲弄。由此產生的焦慮和欲望，妥協和抗爭，成為當代文學國族論述的焦點。
本書書面向廣義的華語世界，包含直面家國或主義興亡，有的感傷時移事往，寶變為石，有的營造從未存在的傳統，投射想像的過去與未來引發的「時間與記憶的政治」是當代華語文學最值得思辨，也最精彩的面向。
全書分為三個相互印證的主題：「驚夢與入夢」、「除魅與招魂」、「原鄉與異鄉」。驚夢與入夢涉及主體出入後遺民意識和潛意識的心理機制；除魅與招魂凸現一個社會或一種文化面對歷史債務的儀式性工程；原鄉與他鄉則討論家國、離散想像所鑄造的時空情境。後遺民寫作的形式不同，但所觸及的命題無他，就是有關時間、有關記憶的政治學。
《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的「抒情」，一般看法多以抒情者，小道也。然而，在劇烈變化的時代，文學、文化的抒情張力反而不容小覻。現代世界充滿國族分裂的痛苦、振衰起敝的呼號，大變動帶來的似乎是個史詩的時代，「恰恰是在這樣的時代裡，仍有人召喚抒情傳統，召喚一種感覺的方法、一種不合時宜的嚮往，反主流而行，更有意義，也更耐人尋味」。
《哈佛新中國文學史》一部眾聲喧「華」的文學史來看待現代華語語系文學的源起和發展。
本書作者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澳洲、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荷蘭、瑞典等地，華裔與非華裔的跨族群身分間接說明眾聲喧譁的特色。過去兩個世紀華人經驗的複雜性和互動性如此豐富，唯有在包容的格局裡看待現代華語語系文學的源起和發展，才能以更廣闊的視野對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多所體會。
如果再加上陳芳明先生的《新台灣文學史》的殖民三段論史觀就更為完整:
後殖民史觀的成立
台灣新文學運動從播種萌芽到開花結果，可以說穿越了殖民時期、再殖民時期與後殖民時期等三個階段。忽略台灣社會的殖民地性格，大約就等於漠視台灣新文學在歷史進程中所形塑出來的風格與精神，這部文學史的史觀，便是建立在台灣社會是屬於殖民地社會的基礎之上。
甚至我想到自己最後退休前在【電影美學與人生哲學】課程所編定的《我的電影百選上下》兩個單元，就能夠讓生命教育的敘事學的理論更為完善。
上世紀世界正處在戰火不斷、風煙瀰漫、流離失所生命困頓窮乏達到最暴力的極端情境，它因此誕生了如存在主義與如當代新儒家偉大的著作與生命存在的極致體驗。但是否人類的存在於未知領域的存在經驗，又已經大步地向前推進，當代新儒學為人生的人文主義，其所追尋的「生命的學問」，仍必須還是要向未來去汲取生命更大的存在與不可知的那一種神秘而開放的力量.....而文學、詩歌、電影總是向未知探索最好文化創造形式。
而為了回應最近台灣作家楊雙子她的《臺灣漫遊錄》奪下英國「布克國際獎」（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殊榮再次引起了殖民理論的反思。
過程中我想到陳寅恪先生的「獨立之精神」與「自由之思想」，再配合上述王德威先生與陳芳明先生的文學史敘事與評論，更感受到「生命教育敘事學」的輝煌與壯闊。正如王德威引漢娜．鄂蘭在《極權主義的起源》的一段話：
只有那些倖免於肉身凌辱，尚未因種種劫難而成為行屍走肉的人，才得以在見證不義之餘，有能力想像種種恐怖並運用這可畏的想像力。這樣的想像有助於思辨政治情境，啟動政治情懷。——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鄂蘭的論述促使我們重新思考當代中文小說的倫理和政治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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