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 誰是「後遺民」？—增訂版序

 

王德威 誰是「後遺民」？—增訂版序 

《後遺民寫作：時間與記憶的政治學》寫作的契機有二。二十一世紀初臺灣政治巨變，告別一黨獨大模式，開始兩黨競爭時代。與此同時，「華語語系文學」論述在北美興起，以後殖民主義、帝國批判為基礎，迅速在各華語地區—尤其臺灣—受到歡迎。這兩個現象發生在不同場域，卻有微妙的對話關係：前者標誌民主制度的進步，後者詰問文學地理中原與海外，中心與邊緣的正當性。兩者的貢獻有目共睹，但與此同時，其立論與實踐過程產生的縫隙甚至矛盾，一樣值得有心人的重視。

《後遺民寫作》即意在對這樣的現象提出辯證看法。「後遺民」一詞原出自我的杜撰，用以調侃曾經流行一時的「後」學—後現代，後殖民，後社會，後蔣，後毛.…。既然這是個爭「後」恐先、邊緣打倒中央的年頭，我以為既然有「後殖民」，就不妨有貌似針鋒相對的「後遺民」。然而在仔細思考當代華語世界所經驗的文學與文化政治挑戰後，我開始理解「後遺民」其實大有文章可做，甚至可以為瀕臨瓶頸的「想像的共同體」提供一條通路。

初版序言中的論述要點，不妨在此重述。在我的定義裡，「後遺民」的位置變動不居，甚至成為「後殖民』鏡像般的他者。遺民原泛指’「江山易代之際，以忠於先朝而恥仕新朝者」。作為已逝的政始，文化的悼亡者，遺民指向一個與時間脫節的政治主體，他（她）的意義恰巧建立在其合法性及主體性搖搖 欲墜的邊緣上，到了二十世紀，強調忠君保國的遺民意識裡應隨著現代的腳步逐漸消失。然而只要回溯近現代中國或臺灣歷史，每一次的政治裂變，反而更廷續並復雜化遺民的身分以及詮釋方式——遺民寫作也因此歷輕了現代化，甚至後現代化的洗禮。

我所謂的「後」，不僅可暗示一個世代的完了，也可暗示一個世代的完而不了。而「遺」可以是「遺失」—失去或棄絕：是「殘」遺—缺憾和匱乏；又是「遺傳」——傳衍和留駐。「後遺民」的「後」承襲上個世紀末「後學」（post-ism）邏輯，既有解放傳統遺民論述窠臼之義，也有後續藕斷絲連之義。書寫，作為事件發生之後的銘刻，總是「後來」對「原初」的追加；但書寫也可能後發而先至，成為對原初的再發明。「時間脫節了」：德希達（Jagues Derrida）《馬克思的幽靈》（Specters of Marx, 1994）所提出的「魂在論」（hauntology，或譯為幽靈論）的影響不言可喻。但我同時指出，「遺民」在華夏文明中自有其特珠政治、倫理和情感譜系。

無論如何，「後遺民」指陳一種時間和意識形態的弔詭。 是對遺民想像的批判，卻也是歷史債務的延續。如果遺民意識總已暗示時空的消逝錯置，正統的替換遞嬗，「後遺民」則變本加厲，寧願更錯置那已錯置的時空，追思那從來未必端正的正統。兩者都成為對任何新興的「想像的共同體」最激烈的嘲弄。由此產生的焦慮和欲望，妥協和抗爭，成為當代文學國族論述的焦點。

這樣「模複兩可」的定義，果不其然，引起了政治正確者的批判。或謂之文化保守主義復辟，或謂之暗向大國文明靠攏，或乾脆謂之此地無銀三百兩(案意指本想隱瞞、掩飾某件事，結果反而弄巧成拙，把事實暴露出來。這是一則民間寓言，形容自作聰明的人欲蓋彌彰，反而顯得心虛。)這些批判令人無語。如果文學或文化理論訴求的不過是一清二楚的口號與宣言，像是愛口口，反口口，要口口……，論者的舞臺應該是政治選舉，而不是字斟句酌的修辭辯證。

相對於「後殖民」(案後殖民主義（Post colonialism）是一種興起於1970-80年代的批判理論，旨在反思、批判殖民主義及其文化、知識領域的殘留影響。它不單指殖民統治結束，更關注前殖民地在政治獨立後，如何在文化、語言和思想上擺脫西方中心主義（西洋霸權）的宰制，重構被邊緣化的在地主體性。 )那樣不由分說的正義話語，我主張「後遺民」是一種批判—也是自我批判—的方法。它尤其戳中兩岸政治主體想像的弱點：最有效的國族論述未必只是前瞻未來的可能，而在於頻頻回首——或創造—過去「天命」的存亡續絕。大中國論者喜歡強調臺灣文學史就是一部心向祖國的海外遺民文學史，雖然「祖國」的定義模糊不清。與此相抗，進步臺灣作家和論者一樣自許奉天承運，致力的是海洋版民族偉大復興。

今天的中國大陸和臺灣各自困於國族主義的圖騰與禁忌，也各自宣揚亙古常新的正統性和主體性。越是鬧革命，就越要召喚歷史正統的合法性；越是高呼民主進步，就越得發明只此一家，源遠流長的神話。「遺民」哪裡過時？它已經成為一個滑溜溜的偽託，一種後現代式的主體奇觀。君不見，在臺灣，這一廂的「老靈魂」哀嘆偉人已逝，主義不再，惶惶然不可終日，那一廂的「亞細亞的孤兒」終於驗明正身，原來就是嫡系「臺灣之子」。就算沒有前朝和正統，「後遺民」的邏輯也能無中生有，串聯出一個可以追懷或恢復的歷史，不，欲望，對象。

《後遺民寫作》初版十年後，臺灣又一次總統大選，適值香港「反送中」危機，意外凸顯「後遺民」論述的幽暗面。運動中的香港示威群眾儘管脫離殖民、回歸祖國有年，竟油然而生今不如昔的「後殖民憂鬱」。人民共和國大事宣傳愛國主義同時，不能不面對香港另類遺民之思的尷尬。而在臺灣，國家領導人及團隊為了勝選，喊出「芒果乾」（亡國感）口號—「今日香港，明日臺灣」。這是預支「後遺民」的絕招了。但消費的哪裡是臺灣水果？那是香港人血饅頭。

我以為，臺灣文學不缺「後移民」與「後殖民」書寫，也有向「後遺民」想像敞開的能量；唯其如此，才能解構任何名目的正朔論，才能成其大。然而本書強調「後遺民寫作」的極致，不應局限在作者的政治好惡，而在於關注他們回顧鄉土國家、歷史文化、意識形態、宗教信仰、乃至藝術追求的過程裡，如何把「失去」、「匱缺」、「死亡」提升為形上命題。朱天心、林俊穎、李銳、董啟章、黃錦樹等人的作品之所以令人心有威戚焉，因為他們被拋擲，或自願放逐，在欽定歷史的軌道外，警覺，或甚至嚮往，自己已成為時間鴻蒙的棄子，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本書面向廣義的華語世界，包括中國大陸；所論作品有的直面家國或主義興亡，有的感傷時移事往，寶變為石，有的營造從未存在的傳統，投射想像的過去與未來。讀者未必同意他們的立場，但必須承認，他們引發的「時間與記憶的政治」是當代華語文學最值得思辨，也最精彩的面向。

新版所增加的篇章恰巧點出近年「後遺民」後出轉精的特色。廖偉棠原為香港詩人，近年移居臺灣，他的《末日練習》顧名思義，擬想歷史的終極危機。林俊穎《七月爍爁》 ㄌㄢˋ 回看三、四〇年代一個臺灣家族昔往的輝光，「一年之中最好的時日」，及其消失的必然。李天葆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編織他的羅愁綺夢，「天葆」遺事，彷彿墜落南洋的鴛鴦蝴蝶派文人；董啟章為即將消失的V城預作繁盛紀事，則與南宋遺民孟元老懷念汴梁（東京）的《東京夢華錄》對話。增訂版也收入〈「根」的政治，「勢」的詩學〉一文，就「中文」與「華語」，「原住民」與「後遺民」，其來有自的「根」與倏然起落的「勢」等命題，作更詳細論述。

本書製作完成之際，傳來李天葆先生（一九六九—二〇二五）過世訊息。李多年專事描摹上個世紀中南洋市井煙粉故事，下筆極精繳，用情極耽溺，風格獨樹一幟。唯他錯過了自己所嚮往的時代，更遠離那心目中鴛蝴的故鄉——中國。他在困蹇和宿疾中悄然離世，沒有引起文壇注意。李天葆是與時代脫節的落伍者，還是與時代對立的獨行客？謹此悼念一位當代的也是反當代的「後遺民」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