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楊儒賓先生 在水一方：日本殖民時期臺灣反抗運動的中華文化元素一文

 

 

我最早是在侯孝賢1989年《悲情城市》看到了二次戰後不久台灣光復之初，各個層面的一些歷史現實之後，並接開了台灣長達40年的「發現台灣」、「台灣優先」的歷史敘事，並取代了「中華意識」的過程。但在2005年侯孝賢《最好的時光》第二段描寫台中林獻堂與梁啟超1911年到台灣這一段為歷史背景的《時代夢》，讓我才開始注意到這股在當時台灣已經是被壓抑的歷史聲音，它從何而來，並且為何會出現在侯孝賢的這部電影裡？

雖然在2001年千禧年的時候，我曾經寫過關於有台大陳昭瑛教授所興起的台灣儒學研究典範議題論文，但卻只能流於一種抽象概念的表述。我引用的是詮釋學的兩端性，或者「我者與他者」互動之下的連結性與傳承性。而在我2020年開始之後，於【歷史與人生】的課程，就揭示了所謂中國史、台灣史、世界史「三史共構，歷史通義」的架構，但體系實在太過龐大，也只能至於一種抽象的概念分析。

2021年8月上任建國通識中心行政助理之後，我利用開學前的兩個禮拜，大量閱讀台灣史的相關文獻，但若干脈絡還是相當不清楚。一直到2024年我讀到了楊儒賓教授的《思考中華民國》這本巨書，其中有一半的篇幅，架構在所謂中華民國在台灣，以及明鄭在台的天下意識，並所被壓抑的一股強大的民間力量仍在奔騰。

在楊院士細密敘事的說明之下，這條脈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顯。但其中關於日據時代的台灣反抗運動中的中華文化元素，我卻因為他故而先略去。當時我無法意識到這條歷史的主軸，對於兩岸未來的走向，在臺灣這裡還具有如此重大的歷史動力，我確實還是不夠清楚。 

直到2022年台灣民眾黨成立，柯文哲先生提及蔣渭水與台灣民眾黨的歷史淵源時，但我只是過而不入。又直到這一次2026年4月8日鄭麗文女士在南京中山陵孫中山的陵墓前，以日據時期台灣知識界聽聞中山過世噩耗卻無法直接表述哀情所受的不平遭遇與壓抑，乃至數度流淚，才激起這股上面所述，我的一些過往記憶，也重新召喚了，日治時代台灣之各界菁英(如文中所舉莊太岳、連橫、林獻堂、王敏川)，雖然在路線與所承受的各方面重大事件的衝擊反思上而有路線的分歧，但背後竟然其實都有強大的漢民族或者是中華文化的共同元素。

這一篇鄭女士那講稿長達18分鐘，我後來推敲，這是領導人在如此重大孫中山陵墓前，作為兩岸共同承認的偉人歷史價值之下，所對台灣日據時代真正抗爭背後的國族意識與民主意識之昭喚覺醒，因而才顯得如此深刻而動人。並是鄭女士親自所撰稿。

而從昨天到今天，突然又想起在一年半前所買《思考中華民國》這本書第六章叫做〈在水一方：日本殖民時期台灣反抗運動的中華文化元素〉，從323頁到373頁，長達50頁篇幅，就趁著今天早上來閱讀。我才愈在閱讀中，想到楊儒賓先生，在2018年政大關於【儒家與現代中國】系列共五次個講座。

講座主題與內容：

一、當代中國的黎明：資本主義萌芽或近代儒學的轉化

二、情歸何處：回到晚明的思考

三、明鄭亡後無中國：天下意識下的台灣

四、無明的野火：文學革命為何走向了革命文學

五、1949的民主建國論：兩種中國的道路 

其中第三次專談關於「明鄭亡後無中國：天下意識下的台灣」，就構成了這本重大的歷史著作所背後「溯源」之所以成立中華民國的理據，與所對照當時的台灣的殖民處境，以及所面對的，其實是中國現代性轉化的問題。而最重要的，是楊先生這本書是從「儒家現代性的轉化」角度作為主軸，來溯源、並俯瞰中華民國存在的意義，與建立的民主憲政的背後的思想溯源。

但就這本書的第六章，之所謂「在水一方」來證成並表明了台灣與中國在近代歷史的分合，是一種「內在的」「在水一方」性格，並且作為在此時此刻台海兵兇戰危，「在水一方」大有於2027年大戰的趨勢之際，作為鄭女士重返中山陵，所揭示1949之後兩岸兩黨對於「一個中國」的主權共同表述，但現實處境是處於「治權分治」的狀態之下，推動兩岸和平進程的動力，竟然是背後的那一股中華文明的巨大的融合力量所致。

第六章   在水一方：日本殖民時期臺灣反抗運動的中華文化元素
一、前言：風波兩岸
二、轉型的遺民：莊太岳與連橫
三、儒紳的現代化轉型：以林獻堂為例
四、從孔孟到孫中山：蔣渭水的證詞
五、建立在文化傳統上的階級意識：王敏川的案例
六、結論：內在的「在水一方」

上述簡述這些楊先生的治學成果，都遠超過當代新儒家唐牟徐這幾為先生的視野，甚至也超越了在海外的如余英時、與許倬雲、張灝、林毓生等這些學者，而找到了兩岸互動向前的歷史動力。兩岸就此可以相向同行，逐漸由分而走上合的歷程，而這尤其也正是錢穆先生研究中國歷史文化與學術思想發現的一股講究統合與通義之精神、與西方重視專業個別獨立的取向，之所不同所形成的一股強大的傳統，作為內在推動和合的內隱的力量。

總之，楊院士作為當代新儒家思想與精神的繼承者，在此，他走的這一條歷史文化的具體現實路上，更具有經世致用的，或通經達用，於理想與現實二者之間最佳均衡狀態之路。

甚至我推想鄭女士的中山陵演講報告，都有參考楊先生這一章的內容，雖然她特別提到的是蔣渭水的範例，其實隨行之中還有一位就是連戰先生的二子，作為《台灣通史》作者，連橫其儒家春秋大義與歷史哲學作者的孫子，就揭示四十年「去中國化」在地化狹隘「台灣意識」，已經到了「典範轉移」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