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袁承維〈從《東坡易傳》看蘇軾的思維模式和變法觀〉一文--「出於一而兩於所在」

 

昨天早上，在台中中國醫藥學院檢查尿液，隨身攜帶李ㄧ冰先生《蘇東坡新傳》上冊，就利用空閒，閱讀第八章〈風雲京華〉。同樣是撫卷嘆息！ 並一直想去了解為何北宋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如此受到帝王的重視，但卻陷入嚴重不已的黨爭惡性螺旋(極似台灣的朝野)。

於是就想從蘇軾的政治思想與政治哲學去尋求解答，因為想到余英時先生的《朱熹的歷史世界》，於是就重讀王汎森2021-08-17【唐宋之際史學家的訓練——談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文，即這些士大夫不管是經義學派，或者是理學家(道學派)，或者像司馬光乃至蘇軾所代表的一股偏於史學派第三力量，其實都無法脫離內聖外王，與國君共同治天下的理想。即「得君行道」與「士為天下之共治者」。

畢竟自古以來，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到平天下，所追求的一種內聖而外王理想的人間秩序，乃至天下秩序，本來就可以反映在天道宇宙自然變化當中的規律上，士大夫當然不是只是窮理性命之學而已，更都必然要指向一個理想的人間秩序之實現。所以余先生《朱熹的歷史世界》之格外重要，就是提出這樣的一個以朱熹（理學家）作為一位士大夫其政治懷抱之觀點。 

我也是從這個角度看到《蘇東坡新傳》裡蘇軾終其一生都處在出仕為政與隱遯捨藏之間不斷地進退出入，卻始終無法真正脫離的那種矛盾、掙扎與困境，然而這背後，是不是有一種蘇軾他的一套政治哲學，以及這個政治哲學是不是源自於古代的經典，特別是易、書、孔、孟、乃至老莊當中的那種道器合一、以及理事合一、或者用宋儒喜歡的說法，就是理一分殊、或者是同與異、一與多，體與用、變與常，這樣的辯證思維。 

所以就看到一篇很好的論文，袁承維〈從《東坡易傳》看蘇軾的思維模式和變法觀〉，就從蘇軾的《易傳》，他晚年最終完成的心血之一，而希望解開蘇軾一生不辭勞苦之於其政治事業與實踐他真正的背後的哲學原理。此即:

蘇軾的論述帶有「理在氣中」，「超越差異而復歸」等特色。他強調「出於一而兩於所在」，凸顯差異在現實環境中的合理性，使他保持不欲落於一邊的態度，不贊成王安石欲使人同與己的想法，以及由朝廷強勢介入的主導角色。

有了這樣的哲學原理作為貫穿，就可以看到他對於當時仁宗、神宗、哲宗之政治變法運動所採取的一種彈性、務實、又多方兼顧，而不流於一端之間的會通或綜合看法，顯得與新黨、舊黨的主張，那種擇善固執、偏於一端之見，就更為周全、圓滿而富有彈性，也兼顧理想與現實，或者說也能夠保持一元與多元的和諧，以及在追求義與追求利可以同時兼顧的方案。 

我還想到錢先生在《論語新解》中，也有好幾個地方都認為北宋論道過於嚴格，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也有時過於狹隘，反而孔子卻更具有彈性，也是《論語》中孔子那一個可以共學、適道、與立、與權的一個連續動態的過程，當中去做智慧性的動態把握。當然這也就會要求士大夫與君王都要相互合作，都要有這樣共同的內聖的修養以及背後的一套哲學可以融會宇宙人生種種二元對立實為互為一體的超越思維。 

然而到南宋以後，朱熹就批評蘇軾其背後的哲學思想，過於雜而不夠剖析深刻，於是就更建立了他那種理氣不雜不理，以及性即理的理學思想，而集其大成之系統思維。 

但不可諱言，蘇軾他在北宋，以絕頂聰明的智慧與才情，以及對政治之實踐，尤其一生多皆處逆境居多所對各種理與勢、利害、短程或長程之利弊得失之細心敏銳體會，並終其一生都在政治的黨爭活動當中實踐以終，與理學家多在民間講學論道，並沒有實際參與政治實踐的經驗，乃絕然不同，反而更為可貴。

這是我讀這篇極好論文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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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坡易傳》看蘇軾的思維模式和變法觀

作者：袁承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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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變革後，士人成為政治參與的主力，士人因思維模式的不同，影響他如何看待這個世界、如何處理問題。以北宋中期的熙寧變法為例，可透過研究王安石和司馬光的思維模式，看出他們的政治態度。同一時期的蘇軾，針對同一議題有時會出現不欲有偏的主張。在仁宗朝呼籲改革，卻在神宗時期反對熙寧變法。他與司馬光反對王安石推動新政，卻在元祐更化時，反對司馬光廢除部分變法政策。

本文意欲透過探討蘇軾的思維模式，《東坡易傳》作為蘇軾思想的代表作之一，成為本文研究的重點。蘇軾的論述帶有「理在氣中」，「超越差異而復歸」等特色。他強調「出於一而兩於所在」，凸顯差異在現實環境中的合理性，使他保持不欲落於一邊的態度，不贊成王安石欲使人同與己的想法，以及由朝廷強勢介入的主導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