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蘇軾〈賈誼論〉

一、蘇軾人生最後一程—北歸

我上【歷史與人生】課，唐代只選杜甫一人，尤其看重他行旅天下足跡之壯遊，引為一位中國最偉大的背包客，後來在洪業先生的《杜甫》一書得到印證。也同樣在【歷史與人生】課，於宋代只選蘇軾一人，但多年以來，只是累積一些浮泛的記憶與印象，也知道他浪跡天涯的若干詩文，然皆不求甚解。

日前不意買下了李一冰先生《蘇東坡新傳》上下兩冊，高達1100餘頁，於是每天跟著基本進度循次漸進閱讀。如今天早上乃從YouTube下載蘇軾行旅圖影音再加以標示年號，如此既有年號，也有西元，也有年歲，就有了更基本的輪廓。

下午就重讀閱讀第14章，也就是最後一章〈北歸〉，還有作者〈後記〉，以及作者兒子所寫〈飄渺孤鴻影—父親和蘇東坡新傳〉諸文。尤其〈北歸〉是蘇軾人生最後一段水路並重行旅，只不過這最後一年多的紀錄，從413頁到479頁，一路讀下來，卻隨著作者的巧妙文字敘述，而有觸目極廣，感觸極深之思。

蘇軾固然已是名滿天下的一代國士與文宗，則北歸沿路故舊固有聞風而絡繹不絕之相訪，但也聞知幾位親人好友不幸的消息，難掩悲戚，蘇軾總是相訪，或為文致意，可謂待人接物，一絲不苟，而由春至夏，熱氣逼人，尤其水路旅程，對他而言，誠如《杜詩》所云「孤舟增鬱鬱 」，飲食起居衛生極差，可謂難以忍受，苦不堪言，而且老病交織，乃自知人生已到了末年，時日不多，故筆下的沿路旅程既顯得十分漫長又格外悲戚。

因為作者對材料掌握既深刻又有細膩編織之功夫而編成一極其動人的故事，不像我讀一些杜甫的傳記，作者都寫不出像一冰先生這樣既翔實紀錄又生動細膩生活萬端所謂杜甫「新傳」來，但也因為作者敘事細膩，且感受極深，才讓這本書作為一本「生命質地」極高的傳記有了極為驚人的成就。

這本所謂《新傳》並不是屬於學術思想之研究，這得要讀者自己去做更深度的探討。但作為一本紀錄蘇軾日常生活待人接物，應對進退，蘇軾之所感所思所聞所見，那一些從其日常生活經驗之所經緯萬端者，如其廣大的那些親朋摯友、多年結識的同門所學之晚年無常遭遇，乃至昔日政治上那些汲汲周旋於權力爭奪之迫害者，最終也逐一下台謝世（如王安石、章惇）竟也心存憐憫，與之為善，一件一件地，如川流不息之水，從一冰先生筆下徐徐流露出來，把一個行將離世的老人（如1101年五月於鎮江〈自題金山畫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從中看到蘇軾不愧為一始終如一，善盡複雜人事之忠恕之道，與愛人及物之深微廣被，而有如斯者，乃至彌留之際，面對最後的生死，猶然從容以對，不失本色，出乎我所預料，一股無以言之蘇軾之「浩然正氣」所油然而生者之敬佩。

可惜，我沒有讀過很多傳記的著作，難以比較，但這本《蘇東坡新傳》確實可以起蘇軾於千年地下，如在目前，一本足以傳世千古的不朽之作。

我本以為杜甫乃自覺與政治權力保持距離，而所極於廣大的寫實主義之詩史之聖，所謂「詩人性情，千古如照」，乃中國詩人之極而不可及，而讀《新傳》，乃知蘇軾一生為政出仕凡四十年，從始至終，雖以君子之士志於道而自居，然也可以說一生皆與不離新黨、舊黨之激烈鬥爭，與難以提防讒言構陷之四十年而相伴

蘇軾以其出入儒釋道三教而有餘之生命體驗，與經史子集四部兼通之學養，雖官場之政爭無不使其身陷在其中，卻也從其父家學之《易》而懂得為政吉凶禍福之機，與知所進退之道，尤與上層政治核心保持距離，如孔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易傳藏器待時，無可無不可。

二、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

或如其〈賈誼論〉中所論人才之出仕：

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又舉：

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荊，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

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

而得出：「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

終而得出：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

蘇軾再舉屈原之「不善處窮」與「不知默默以待其變」：

觀其過湘為賦以吊屈原，紆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

並深自「借鏡」終而得出指：

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

三、游於藝

子曰，「攻其異端，斯惡矣。」

又曰：聞義以達其道，隱居以求其志。

從蘇軾之〈賈誼論〉一文，更進一步可見蘇軾為政深得《周易》、《書》、孔孟、《中庸》之道。

乃至蘇軾整個出仕為政之顛簸人生（如志道、據德、依仁）三者都已臻於孔子之「五十而知天命」與「游於藝」之境。

此即志道、據德、依仁，其實皆是「藝」。

而蘇軾之為政乃能「游」者也。

或乃至其人生，正如其自道為文：

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

之「游於藝」之自由之境。

四、此心安處是吾鄉

甚至其出仕大多轉調流轉到各地方服務，乃至偏遠如惠州與海南儋州，雖窮其極舟車勞頓之苦，而猶能臨危而不亂，自得而安。或誠如蘇軾〈定風波‧南海歸贈王定國侍人寓娘〉 所云「此心安處是吾鄉。」

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應乞與點酥娘。盡道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顏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則蘇軾相對給北宋紛擾之黨爭帶來一股中間中道之力量，與親民愛人之地方政治一道清流，而更誠不可及也！

五、《東坡三傳》與《和陶詩》

此還可從晚年窮居海南仍有《和陶詩》之作，而知其人生有淵明「一語天然萬古心，繁華落盡見真淳」之「獨立不倚」之志趣而有自省、有超越、或深藏更大者之完成。如羅珮瑄論文所言：

東坡的精神故鄉建構完成之後，如何落實在日常生活裡，這一章的核心概念是「時命」與「寓跡」。首先從東坡晚年的《東坡三傳》切入，與和陶形影神詩互證，揭示東坡的時命思想最重要的特色，在於無思隨順，故而能夠包容萬物分殊的境界，是一種企圖融通三教的超越境界，落實於現實人間事務，於內是家庭倫理的互動，於外是民生百姓的關懷，以和陶詩來傳達勸農、勸學的教化用心，顯示東坡對於陶淵明的理解，並非僅止於退居園田的隱逸詩人而已，陶詩建立於人境之中的生活實踐，以及聖人之道的心嚮往之。

然而世人自古到今，始終必須嚴肅面對自己之出處進退，也就是抉擇與取捨。所謂抉擇，就是有所取，也有所舍，有所得也有所失，既然不能全有，就不能不做輕重大小利害的判斷，這與機遇、時機、個性和價值觀都有密切關係。

蘇東坡在晚年取於陶淵明詩歌，便帶有一種對於其一生出仕、際遇，在志與願違之種種自省。如其政治官場上的順逆，有從陶淵明身上得到更深的自省，甚至是一種更深的對比，而希望自己的人生最後晚年人生境界仍有所另一番之翻轉。

所以既有對於陶淵明的讚嘆敬佩，也對照自己的不足與反省。畢竟士大夫蘇軾一生四十年都在驚險的政治生活中其功過都在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中度過。所以蘇軾特別能夠欣賞陶淵明詩歌當中的人格獨立不倚之內涵、修養之高低，以及不被外在條件牽絆而存乎自己之抉擇，是對那獨立之精神與自由之思想之佩服而不可及也。

不過幸運的是，如方瑜教授指出，陶淵明與蘇東坡都屬於能夠在權力體制的宰制之下，保持心靈的覺醒，不斷創造偉大的文學作品，也樹立了人格典型，「他們雖是都處於內在流亡，或內外流亡，卻都沒有敗北。」

例如。他們都有在於人與自然的和諧，例如〈桃花源記〉、〈歸去來辭〉和〈赤壁賦〉當中，掲示了人與自然和諧共存之境。例如蘇東坡在〈赤壁賦〉對明月清風山水的態度不羨慕、不嫉妒，也不想據為己有，只想和諧置身其中，視自己為無盡藏之自然中的一物。真誠地賞其聲色之美，這種身心均能自由自是的時刻，正是東坡最嚮往的境界。

只不過，他也有「長恨此生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身」，那「身不由己」的仕宦生涯中的掙扎，表示蘇東坡並不能夠長保這樣的處境與心境。而蘇東坡對於絕緣的孤獨的耐受力也很可能不及淵明。當源自於大半生，他身邊總是有手足妻妾、兒子、弟子可以論文、辯難友人環繞，直到最偏遠的瓊州也有三位兒子陪侍。這一些聲明遠播豐富而多采多姿外在條件都是陶淵明所或「非不能也是不為也」而遠遠不具備的。

也就是這或許正是陶淵明能夠寫出如此具有原創風格田園詩作的原因。他在大自然中深刻地感受到力於美，也在與自然相親之中，才能撫慰身心俱寂的強烈孤獨。故蘇東坡對陶淵明其實仍有很大的不同。

然而，蘇軾在幾乎毫無保留的稱許推動之餘，對陶淵明是否絕無微詞，似乎仍可以再加以深究。也就是蘇東坡對於陶淵明稱許備至最根本的原因，在於陶淵明做出了超乎損益利害計算，甚至不顧基本溫飽安全的抉擇，只為了保全精神的自主自由與自我的尊嚴。這是以才氣自居自負的蘇東坡所捫心慚愧而徘徊半生，卻始終未能付諸實踐的行動。

實則在《蘇東坡新傳》最後的一章〈北歸〉一生勞瘁的蘇軾也確實才有餘力為他人生最後退休慎重選擇幾處居家住所，然天不從人願，最終還是由弟弟子由來完成。

惟蘇軾晚年回顧一生，在各個領域的傑出成就，必然對自己身後的不朽之名有一種「身經萬里頭初白，名以千秋心志清」的自信。也許多少肇因於對陶淵明有所謂「影響的焦慮」，以及在創作上焦慮的最終完成。

所以，從蘇軾對陶淵明的對比當中，既有自我「重於外」的謙虛反省，也有他自成多格的豐富創新。但方瑜教授特別指出，陶淵明能夠出於自由意志的考量，做出超越現實利害的抉擇，更能不計世俗他人的毀謗，在寂寞的荒途上堅持獨行，這是讓蘇東坡佩服的重要原因。當然。在人生的境界上，陶淵明的「桃花源」的心靈故鄉，這種齊生死與自然契合的認知與實踐，也是蘇軾早在黃州潛存自省而創新出發寫下如〈赤壁賦〉當中思想之卓絕所心領神會與與之共鳴之處。

但據方瑜教授的分析，人生雖然之際遇與才情，尤其具決定性的關鍵因素，蘇軾不能夠做出像陶淵明那樣的絕然抉擇，但陶淵明的人格精神作品也都暗暗地成為蘇軾自覺或不自覺競爭的對象。他在文學史的輝煌業績上應該多少與這種焦慮的克服有關。

反過來說，陶淵明之所以在後代稱雄，與蘇軾慧眼獨具，力排眾議，推心置腹的讚美有絕對的關係。尤其能夠從陶淵明的人格深度、抉擇與承擔的大勇之可貴，而於文學史上將陶淵明擠上了一個近乎第一層級的最高位階，從而對照出蘇軾內心自省不及的掙扎，從而設定淵明為對象與超越的歷程。

固然蘇東坡對於陶淵明是嚮往的，但客觀來說，卻只蘇軾他人生一個超越的視角而已。他晚年的三論，對《周易》、對《書經》對《論語》的評定，又是他更大超越陶淵明之處。如蘇轍子由〈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所言：

先君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書，然後千載之微言煥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說，時發孔氏之祕。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絕學，多先儒所未達，既成三書，撫之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至其遇事所為詩、騷、銘、記、書、檄、論、譔，率皆過人。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

六、陶淵明、蘇軾與杜甫

最後我們要問的是，如果將陶淵明、蘇軾以杜甫三位詩人作比較的話，就一己人生之一往向前，幾乎斷絕於外部仕途權力中心之追逐，而孤獨前行，縱浪大化，純乎自己，並以純粹的生命之知命、抉擇、自由、創造而論，那陶淵明當屬第一，陶淵明乃聖之清者也。杜甫實為次之。為聖之任者也。蘇軾屬第三，聖之和者也。但就所成就於外之大者的，即就各種綜和內、外在之成就與貢獻之事業而整體來看，這次序當正好相反，蘇軾則屬第一。

如蘇軾與如杜甫之外在為官之日極少，而純為一「天地一腐儒」客觀之詩人，與「天地一沙鷗」之自許，或「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之橫跨古今，之采官漂泊者以沒日則繁多，乃人生萬殊之境遇、時位、天性（性情）、才氣、志趣、抉擇之迥然不同。

此孟子所以有四聖說之不同。

故亦可說蘇軾乃杜甫一生理想「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而終身無法實踐而有深憾之極（如〈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無成涕成霖」）之真正實現者。

凡此，反覆從各方面而觀之，正如《宋史》〈蘇軾傳〉稱許其：

器識、議論、文章、政事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 ，而以邁往之氣輔之 。故意之所向 ，言足以達其有猷 ，行足以逐其有爲 ，至於禍患之來 ，節義足以固其有守 ，皆志與氣所爲也。

七、結語

如果就宇宙自然天道、社會政治大群、德性行為修養三大面向之全體大端而觀，在於一己如何面對時空（位）有多麼複雜之變化與規律而「極其大」，則蘇軾就有多麼傾其各種智慧之學習與感思而逐一以面對之，此《易》之所主與時俱進而善於觀察時命之機與變化之漸而善處吉凶悔吝，而此皆又更需落實於人間之現實世界與具體日常，則不離一心之志氣與形體之修煉與操存而「極其小」。

一言以蔽之，此蘇軾所於黃州所自道善用「自其變者而觀之」（此極其大）與「自其不變者而觀之」之兩端而更「一以貫之」者（此極其小）。此即早年學莊有成，漸而為政用仕而感於人世之複雜，乃需融合儒釋道三教而出入而更超越之，晚年更以完成《東坡三傳》與《和陶詩》，則有其吸收孟子志氣說，與孔子無思隨順說，莊子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等，而成一家之言。

而我本「儒門內莊子」說，以為那是蘇軾之臻於「合內外，一天人」，於孔子行道天下所遭遇其義難知，合各種矛盾之極，所「知天命」之「天人合一」，與合志道、據德、依仁三者，而以「游於藝」之「萬物一體」，而「一以貫之」，當最能相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