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中華民國--勇哉，壯哉，楊儒賓先生

我的研究專長是儒家學術思想，或者是哲學思想，但在現實背景上，那是在1949後，父親隨國民政府來台，所誕生的家世背景與成長背景，決定了我此後的學術興趣與關懷。

但到1987年，解嚴後的台灣走向，因為後現代主義與解構主義的強烈批判色彩、並結合自由主義，與反對黨所反抗體制運動，所建立逐漸完成對中華民國憲法中對於民權實踐的核心關懷與程序上的完備與正義，並以一種尊重多元文化為價值加以實踐。這是其了不起成就。

但就其對中國文化的解釋，包含歷史文化與學術思想，卻產生排他性、對抗性、或者過度批判性而言，並且大量的援用用台灣島史觀，與同心圓史觀，強調台灣人主體性，乃至推動立憲建國，與正名運動，建立一個嶄新的國家。其最直接的對象就是對於中華民國歷史過程與建國精神，以及從傳統走向現代數千年的現代性的艱辛努力發展歷程，顯現一種疏離的狀態乃至鄙視態度。

而這是我個人並不同意的方向。

要面對這樣巨大的變化局勢，在我同輩之中，去加以捍衛，運用豐富的學術資源與涵養，站在學術論戰的十字路口，不畏懼各種挑戰與對話，深切具有一種大無畏的勇者精神的，大概就是只有楊儒賓先生一人。這是多麼珍貴的畫面，以及稀有的現象。同樣作為儒學研究興趣的我而言，只能在學校的講堂教室裡，可以說那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必須說，楊儒賓先生那是一種韓愈伯夷頌的精神。

今天早上，又再次看了黃年先生前天社論〈大屋頂下／共同回復原始版本 九二共識能否起死回生〉，反覆閱讀，受益良多。當中提到回到「九二共識」的「原點」，而今海峽兩岸的政黨都已經「重新定義」，甚至在台灣已成了過街老鼠。政治上的顢頇，不尊重前人的歷程的這種衝撞，只相信自己浪漫的理想，把1949來台的歷史，發展成一種更極端主義的兩岸對抗形式。

這背後其實是一個文化與學術與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嚴重擺脫與抽離的心態，倡導的甚至是一種反抗有理，赤裸掌握權力，所謂存在即真理。這短視想法，竟然在島內蔓延成一股難以收拾越來越封閉的台灣民族主義。

在今天針對這本書的線上讀書會，有三位學者提出建言，大致圍繞著「中華」、「民國」、「1949」三個問題切入；一位大陸的學者，稱1949之後的台灣發展，他沒有現實存在的生活經驗，所以他只提這本書的前三章。日本學者顯得雍容大度有更開闊的思維，把1949不只是放在兩岸背景，甚至放入整個冷戰秩序下，東北亞的日韓視野之中。另一位女性教授認為，楊教授中華民國理念其內容並不太具有批判性，與那位日本教授都認為，一個擴大的中華性，就好像是許倬雲教授所說，意思是中國文化是不斷擴展呈現一種多層次、多結構的動態的文化體，或可以補充楊教授只重視海峽兩岸的現實處境。

而楊老師的回應是，他這本書主要現實關懷，就是去面對國內強大的台獨浪潮，以及日益高漲的中國大陸國族主義。他試圖提供一條理解中國現代史發展過程中，這個在患難戰爭中從誕生、成長、面對各種困難，甚至嚴重挫敗，但又幸運意外到了台灣後，本著中華民國建國、立國的理念與使命，所逐步完成在台灣所集合而成的兩種中西元素的現代性方案。

楊老師沒有直接提到中國大陸的發展，但他的意思應該是，中國大陸現在的發展，其實是一個還沒有真正落實，並跳過這個民權憲政的層次，只說一種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種強大國家主義下的社會主義，並沒有具有如實踐傳統孔子儒家，其固然重視大群生活，但其基礎點，那種獨特的人（仁）的價值，是可以「獨立於天地」之間的「個體性」之道德精神。整個意思是，就建立公民社會的公共性，與深層獨立之精神與自由之深層人文學術思想，中國大陸至今都沒有足夠的餘力去深耕發展出來。

而台灣在過去數十年來在「內殺型的台灣人主體性」的不斷操作下，具備民主形式與程序，但民主與人文的品質也雙雙不斷下降，也會使中華民國立國精神這種中西兩種價值體系(其實就是一種完備與完整、均衡人文主義)所在台灣實踐的巧妙結合的基礎與機緣（余英時先生所說民主與人文），不斷受到傷害，甚至被吞噬。

序言/楊儒賓

本書從儒家現代化方案的視角著眼，聚焦「中華民國」一詞，探討中國現代化轉型的難題。上世紀七十年代，國內的一些社會學者曾較密集地討論過中國的現代化問題，他們的討論具體多了。本書相較之下，頓形空疏，空疏還要談，只因儒家的世間性格特濃，世間責任的承擔是儒家核心的價值。

儒者應該從十七世紀起，即已碰到巴舍拉（Bachelard）所謂的認識論的障礙，但也不能不對中國沉痾已久的政治與社會問題提出了嚴肅的叩問。

今日的學者論及中國現代性這個重要的議題時，如果能想及明清之際的儒者的呼聲，也想及清末民初有志之士對明清之際儒者的呼應，拉開距離，重新定位儒家價值體系與現代化議題的關係之框架，我們似乎可以形成更合理的中國現代性的圖像，也可以將儒家安置在更恰當的位置上。

本書的敘述沿著雙線進行，也就是從海峽兩岸的視角分別進行，雙視角是本書作者反思國家處境的意義時，因近世歷史命運推動下自然衍生出的軸線。但兩岸性的構造或許不僅限於近世臺灣，而是明鄭以來的臺灣史的演變，都是在臺灣內部因素以及兩岸之間關係的交錯中進行。

一種現象，可以有各種解讀。

對臺灣的思考確實可以從內部性的視角定位，也可以從大航海時代此框架下的移民島嶼的觀點看。本書則是從共在性的兩岸關係性省視，因為本書作者認為臺灣四百年來的重要歷史事件之發生與影響，都不能只從臺灣內部的視角解釋之，這是文化風土的地緣政治學的視角。本書作者認為關係即是臺灣的本質，而臺灣與周遭世界的各種關係中，兩岸的關係性應當是臺灣最重要的歷史性格。
本書的焦點不在探討史實的中國，而是解析在現實中折射出的理念中國，摸索至今，本書作者相信不論爾後大中華地區的政治怎麼演變，具有文化風土基礎的憲政民主體制乃是合理的政權該有的核心的內涵。

在此認知下，作者介入了

1.      中華民國的成立、

2.      新文化運動、

3.      1949年10月1日的共產主義革命、

4.      1949年12月7日的中華民國政府遷臺這些歷史事件的解釋，

這些歷史事件構成了「中華民國」這個符號實質的內涵。中華民國是進行式，它的本質在時間中朗現，它的意義具體化於上述這些事件，它們都指向了歷史上發生了而且目前仍持續發揮巨大力量的作用者。

這些歷史現象的具體內涵每一項都超出了作者理解的能力之外，本書也無法在原有的敘述外增加多少的知識。但透過中央研究院一位朋友所說的調整視角，重立框架，視野就此展開，也許兩岸關係的重新定位是柳暗花明的又一村。

本書的思考是順著晚明儒學發展自然形成的視角，論述中有較強的詮釋以及批判性格。藉著知識考古學的形式，重構「中華民國」在形成期與演變期的關鍵時刻的知識內涵。

本書認為中華民國是中西兩種現代性混合的寧馨兒，它在現代史的命運雖然特別坎坷，但百年來中華文明政治發展的意義卻又僅能於此爭此一線。

如果借用竹內好的語言形式加以表達的話，本書應該說是以「中華民國」為方法，藉以批判實體的中國，並重構現代中華文明該有的圖像。事實上，《作為方法的中華民國》原是本書作者想要用的題目，但徵詢一些朋友的意見後，考慮到讀者接受的效果，放棄了。
此書原不在作者預期的撰述計畫之內，但也不全是偶然。十年前，辛亥革命發生一百年後，本書作者承擔國科會推動的「中華民國百年人文傳承大展」計畫，這個計畫是該會人文處成立以來唯一推動的大型而且對社會公開的展覽計畫。在該計畫中，筆者提出了雙源匯流的觀念，亦即臺灣當代人文學術的內涵當同時照顧到1949年之前的臺灣島內的傳承以及1949之後匯入的中華民國的學術資源。既然承擔了計畫，也就該承擔起計畫的歷史效應的責任，爾後作者的學術生涯即半推半就地捲入一些較宏觀的文化論述中，自苦苦人。但身為公民，總希望能給我們的國家一個較好的定位。
本書的論點其實卑之無甚高論，但每個人對自己認同的價值理念難免有更深的情執，也希望能提供另一種理解我們共享的生活世界的視野。雖然明知當代是個道術為天下裂的時代，認同創造了真實。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每個人腦中往往有自己的共同體的圖像。道家與佛教認為沉默也是一種詮釋，高道與禪師常以不鳴鳴，他們的「言無言」極有智慧。也許無言、靜觀、等待也是學者可以自處的模式，時之義，大矣哉！

但「中華民國」到底是目前國人不論政治立場如何，比較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約數。失掉了這個政治符號，我們不容易找到一個可以整合島嶼內部並對話兩岸關係的框架。

面對江天如墨，方位迷離的困局，人文學者雞鳴幾聲，誠實的表達出自己所思、所感，以就正於朋友與國人，未必不可理解。他如希望在遙遠的未來，能於更遙遠的無何有之鄉，有機會就正於書中主要人物的黃宗羲、王夫之、梁啟超、孫中山、林獻堂、蔣渭水、牟宗三、徐復觀諸先生，這樣的期待應該也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