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三節、時間與歷史的本質--比較孔子、司馬遷、與錢穆等「歷史文化哲學」之超越的形上道德與廣大心靈(通古今之辨，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

(頁194-195)

於此，我們中關人類的歷史與文化的演進，大凡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其果能持續不變，而有真正存在的力量，中不外兩種亙古的根本傳統：一種是道德、一種是宗教。其中最好的代表就是希伯來與中國。但其中不論是宗教也好，還是道德也好，都必須是以超越的形上道德為其中心的題旨，當然於此所謂的形上道德，並不是指任何形式傳統中的道德教條，相反地，而是能夠使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獲得一個真正的傳統，並使傳統永持不墬者，就在於這個民族中為了達成其現實世界中的最高表現，同時又不被任何現實形式所限制，所必然具有的向生命的極致去追求的不朽的精神力量，如一個民族，一旦失去力量，及陷於某種現實，即墬於永劫不復之地。反之，如其得知，則能超越一切現實之橫逆，而成為久遠。所謂的哲學智慧之所求者，在此。

（２）如果說歷史的本義在於求源，那麼根據以上所說的傳統的實質的意義，我們可以發現人類歷史上的三種最根本的起源方式。一種是史詩的方式，我們可以希臘的兩大史詩，或印度的兩大史詩為代表。一種是宗教的方式，我們可以用以色列民族的聖經為代表。一種是道德的方式，我們可以我國的書經為代表。由此可知，在人類歷史中，真正具有高度風格傳統的歷史者，不外美學、宗教、倫理三種方式。但所謂的史詩或美學者，其實只能在於訓誡或生命的意義才是，而宗教更與道德不可分。是以這三者之間的根本內容，仍無非是以不同的方式所呈現的道德意圖罷了。

是通過以上的說明可知，假如人為了追求生命、真實或哲學智慧，不得不通過深刻的藝術情感，而訴諸於時間的廣大的歷史世界的話，那麼。事實上我們就此不可能不又去歷史之形式，而歸諸於實質性的歷史的道德世界中來，否則我們不是徘徊於歷史的形式材料，便必然是以情感或某種程度的主觀解釋的歷史意義之中，而未能得到歷史的傳統性的爭議。相反地，假如我們果然能夠明瞭了有關情感、時間、歷史、主觀或道德之間的諸多意義，那麼我們同樣也可以獲得認知歷史的兩個基本要領，

一人如果無法達到真實的道德的世界，就很難完成一個充分的心理，來看顧整個歷史的實質上的意義。

二人如果不以道德的心胸來看近代許多改革或改革的精神真髓，便很難了解其立意之善好，與其影響深遠的根本原因。同樣的，人若不以道德的心懷來觀察20世紀後的現代，也很難了解其缺失，或其過分「自由」的破壞性。

 

比較孔子、司馬遷、與錢穆等「歷史文化哲學」之廣大心靈(通古今之辨，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

 

2-23子張問：「十世可知也（ㄧㄝˊ）？」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ㄧㄝˇ）。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ㄧㄝˇ）。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ㄧㄝˇ）。」

禮，兼指一切政治制度，社會風俗，人心之內在，以及日常生活之現於外表，而又為當時大羣體所共尊共守者。故只提一禮字，而歷史演變之種種重要事項，都可綜括無遺，且已幷成一體。必具此眼光治史，乃可以鑒往而知來，而把握到人類文化進程之大趨。

3-9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ㄑㄧˇ）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不足徵：杞，周之封國，乃夏代之後。徵，證成證明義。

宋不足徵：宋，亦周之封國，乃殷代之後。周之封建，興滅國，繼絕世，故封夏、殷二代之後於杞、宋。

文獻：文指典籍，獻指賢人。

此章孔子自言學夏、殷二代之禮，能心知其意，言其所以然，惜乎杞、宋兩國之典籍賢人皆嫌不足，無以證成我說。然孔子生周室東遷之後，既是文獻無徵，又何從上明夏、殷兩代已往之禮？蓋夏、殷兩代之典籍傳述，當孔子時，非全無存。孔子所遇當世賢者，亦非全不能講夏、殷之往事。

孔子博學深思，好（ㄏㄠˋ）古敏求，據所見聞，以會通之於歷史演變之全進程。上溯堯、舜，下窮周代。舉一反三，推一合十，驗之於當前之人事，證之以心理之同然。從變得通，從通知變。此乃孔子所獨有之一套歷史文化哲學，固非無據而來。

然雖心知其意，而欲語之人人，使皆能明其意，信其說，則不能不有憾於文獻之不足。即在自然科學中，亦時有不能遽（ㄐㄩˋ）獲證明之發見，何況人文學科之淵深繁賾（ㄗㄜˊ）。則無怪孔子有雖能言之而證成不足之歎。學者當知學問上有此一境界，惟不可急求而至。又本章可與〈為政篇〉殷因於夏禮章參互並讀。

 白話試譯　先生說：「我能說夏代之禮，惜乎杞國不夠為我說作證明。我能說殷代之禮，惜乎宋國不夠為我說作證明。這因杞、宋兩國現存的典籍和賢人皆不足之故。否則我準能把來證成我說了。」[p8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