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錢穆

 

人文學術能夠如此具有張力實在是好事。

其實胡適與錢穆先生的學問高下與得失已不難分辨。

但就學術所夾帶伴隨的「權力」機制（即影響力）而言，余英時先生言胡適無疑是當代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學術人物。而錢穆在晚年來台之前，實在是處於十分弱勢的一方；雖然就思想型態而言，他與兩位蔣總統的精神契合與同情的理解比胡適更為接近。

但錢穆始終與權力與學術的機制保持一段相當遙遠的距離，所以嚴格說來他更像是一位逆著時代潮流真正獨立不倚的知識分子。

但以現在學術形勢來判斷自由主義與儒家傳統之間的得失已經越來越清楚。簡言之，前者伸張「現代性」的「一己個人的自由」確實為時代之所急需，卻難以作為如孔子儒家般具有凝聚國家社會民族的團結力量；後者所伸張的「自由」乃是屬於一種深層的「元自由」（meta-freedom），其本身之「獨立之精神」與「自由之思想」其實就內在於中國傳統孔子儒家的人文精神世界裡，且比自由主義伸張一己之自由與民主，較之在群己、社群之視野，其實是更深、更廣、更大的，尤其還能促進與凝聚一個國家民族的進步與強大....

因此就整個二十世紀人類所普遍追求的民主與自由宛如「神話」一般的巨大力量相比，傳統孔子儒家的「精神人文主義」（spiritual humanism）就無法與前者抗衡因而居於非主流的地位。然而當前者的內在資源不斷地擴張，乃至已經變成主要生活的主要態度，卻也因為不斷的消耗，致使缺乏深層的「人文」基礎與根源而難以為繼的時候，後者就會吸收與整合前者的優點而重新回到歷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