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先生答某雜誌問
我平生自幼至老，只是就性之所近為學。
自問我一生内心只是尊崇孔子，但亦只從所言學做人之道，而不是從孔子《春秋》立志要成為一史學家。
古代中國學術界亦尚未有專門「史學」一名稱。西漢太史公司馬遷寫時，亦只見其尊孔之意。我之愛讀《史記》，主要亦在此。
非專為有志如近人所謂成為一史學專家，
亦非專為有志如近人所謂之治文學。
只是生性所好，求為一「學而時習之」之平常人而已。
我生平做學問，可說最不敢愛時髦或出風頭，不敢仰慕追隨時代潮流，只是己性所近，從其所好而已。
我到今也常勸我的學生，千萬不要做一時髦人物。世局有變，時代亦在變，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天地變，時髦的亦就不時髦了。
所以不學時髦的人，可不求一時群眾所謂的成功，
但在他一己亦無所謂失敗。
我一生最信守《論語》第一章孔子的三句話：「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這是教我們一個人的做人之道，亦即是教我們做學問的最大綱領。
我自七歲起，無一日不讀書。
我今年九十三歲了 (復智按：前面的九十四歲，係為農曆的虛歲。此為國曆的實歲。〕十年前眼睛看不見了，但仍每日求有所聞。
我腦子裏心嚮往之的，可說只在孔子一人，我也只是在想從《論語》學為人千萬之一二而已。
別人反對我，冷落我，我也不在意。
我只不情願做一孔中所謂的小人，「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中國傳統上做學問要講「通」，我不是專研究想要學近代人所謂的一文學專家或史學專家。亦可說，我只求學在大羣中做一「人」，如中國傳統之儒學子學，至於其他如文學史學亦都得相通。
如我的《先秦諸子繫年》講的子學，非專為史學，但與史學相通。
我寫此書是因我在中學教書，學校規定每位國文教師除教國文課外，另需開《論語》、《孟子》、國學概論三門課。那年我教孟子，孟子第一篇講到孟子見梁惠王，這事發生在梁惠王的那一年？自古以來成一大問題。我為考訂此事，於是啟發了我寫《先秦諸子繫年》這部書的最先動機。
後來如我寫，乃是一本上堂講過七年教科書。那時我做學問的主要興趣，只注意在中國史方面。
以後我的注意又逐漸轉移到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問題上去，我的主要興趣到文化比較上，但亦都為解答我自己一人心中的問題。
就我一生讀書為學的心得，我認為據中國歷史傳統實際發展的過程看，自古以來學術思想是居於人生一主導地位的。上之政治領導，下之社會教養，全賴學術思想為主導。我更認為不僅過去如此，將來的，亦必然應該要依照傳統重振學術纔有正當的進程。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各有他自己的一套傳統文化。看重學術思想之領導，是我們傳統文化精神之精華所在，這是不能揚棄的。看重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精神，必須看重儒家思想為之作主要的中心。
換句話說，看重中國歷史緜延，即無有不看重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內在一面有其永不可變的外貌，如修、齊、治、平皆然。另一面亦有其隨外面時代需要而變的内在思想，如孔孟程朱皆是。
舉個簡單的例子，孔孟同屬儒家，但孟子思想與孔子亦有所不同。這因時代變，思想亦必然隨而變。但在追隨時代的不斷變化中，有一不可變的傳統精神，是我們最該注意的。
今天的世界，交通方便，全世界如一國。我認為儒家對今天以後的，仍當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其對世界文化亦自有其應有之影響。至少可以說，對時下世界亦同時有間接的貢獻。
簡單的說，我一生讀書只是隨性所好，以及漸漸演進到為解答在當時外面一般時代的疑問，從沒有刻意要研究某一類近代人所謂的專門學問如史學文學等。這是我一生學習的大綱，亦是我私人一己的意見。
據韓復智先生《錢穆先生學術年譜》載於民國七十七年(西元一九八八年)戊辰九十四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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