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雲先生《從領導看歷史》改版自序與自序
一、《從領導看歷史》—改版自序
《從歷史看領導》一書原是幾場談話的記錄，成書以後，居然成爲暢銷書遺是始料所未及！由本書能夠有不少讀者垂愛下願，也似乎反映了一個社會現象。今天是民主政治的時代，政治是大衆的事，人人可以有其主張，未來不必再像過去一樣，有一個真命天子。今天是開放與自由的社會，衆生平等，人人有其不容輕忽的尊嚴；未來也不必再像過去一樣，有一個瞻望仰視的權威。在這一前提下，「領袖」的功能，應是相當萎縮，則討論領袖的書籍，又何以有其市場？
這一現象，當由社會學的觀點討論。今天的確是人人有主體性的時代，卻也是組織日益龐大複雜的時代。從任何一方面看，個人都被「組織」綁住了，個人幾乎不能逃於天地之間，不能再有不問世事的逍遙日子。在這種條件下，人只盼所在的組織不是太糟，因爲個人已很難抵抗「組織」的拘束與牽絆。任何組織，不論是政府、企業、或社團，都有其一定的結構，而其中又一定不能躲過，有一個帶頭的人，這就是大家心目中的領袖。領袖可以假借組織的力量，憑藉威靈，對組織中的成員，有極大的影響力。於是，今天不必有皇帝，不必有族長，不必有教父，大家還是十分在意誰是領袖。領導的風格，又直接與領袖個人的品德與能力有密切的關係。於是，大家還是十分在意，領袖是如何領導的。
本書改版時，我的僑居地美國，正有了一代新的領袖，其所作所爲，頗引發一些感觸。同樣的，我生於中國大陸，長於台灣，這兩塊土地上，也都有了一代新的領袖人物，其所作所爲，亦頗引發一些感觸。改版爲序，少也是由於這些感觸而起。
美國政治領袖，柯林頓、金瑞契……這一批人物，都是第二次大戰以後出生的一代。戰後的美國國力如日中天，生活空前優裕，他們生長在這一時代，從未經過憂患困苦，堪稱爲天之驕子。最近數十年來，美國文化有過相當深邃的變化，呈現强烈的多元性。在開放的社會，又是多元競秀的文化，人們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抉擇，以尋到安身立命之所。然而，也有不少人，在多元的情況下，無所適從，乾脆不再選擇。故是，一切價值，都成爲相對，也就没有了可以遵循的規範了。
這一代美國的領袖們，不論是在政府，還是在民間，生於優裕富足，大多缺少堅韌的撐持力。另一方面，物質生活舒適，好逸惡勞，有相當强烈的貪得之念，……而且最好是不勞而獲！這種背景，遂使柯林頓等人，不能免於白水案等不乾不淨的污染。
柯林頓上任以來，從他們夫婦，到他的閣員，始終不斷有操守的問題，惹起批評。其中牽涉的金錢數字，相形於日本韓國的貪黷事件，實在小巫見大巫，正因爲他們易受誘惑，遂有這樣一連串的事故。公衆領袖的行爲，終究還是大家關心的事，法律也不能不加以調查。柯氏的政府，至今幾乎一事無成，不能不說是與這一現象相關。
美國政治領袖是由選擇產生。經過一連串的初選、大選⋯…勝者大致都是儀容不俗，言辭便給。自從甘迺迪以來，美國選舉，頗重「包裝」，競爭成爲促銷。這種選舉的後果，選民反而不能有足夠的資料，衡量候選人的治國能力。柯氏一代，至今未見在治國方面的表現。基本上，美國政治是由專業文官在管，而又不時將就代表種種利益的政治力量。
所幸美國有開放的社會，各種意見大致都可由輿論表達。民間與論也有强大的監督功能，使政治領袖不敢過分胡來。這一批政治領袖，才能平庸，小惡不絕，卻不敢犯大惡。而且，他們也還有自知之明，不敢自詡爲偉人；相對的，他們也就比較接受社會的監督。美國國力充沛，照這樣過日子，大家也還可以過下去。美國不是没有長程的隱憂，只是一時不會成當前的大問題。於是平庸的領袖，小德有些踰閑，也就如此這般拖下去了。
中國大陸的政治領袖，自從鄧小平晚年，已是共產政治的第二代，毛澤東呼風喚雨，一次一次發動政治鬥爭，消耗了整整兩代的人物。他的同輩，以及第二代，凡是有些能耐、有些骨氣的人，幾乎已在各種運動中犧牲殆盡。鄧小平能數起數落，實是異數。現在掌權的這一批人物，大多是文宣官僚，或技術官僚，共同的特色是在體制內做事，不敢太出頭，也没有大刀闊斧的魅力。鄧小平已經定下了方向，他們即蕭規曹隨，繼續向同一方向走。
這些人是集權體制中出身的人物，當然十分知道權力就是一切。中國大陸的社會，權力可以轉化爲地位與財富。大陸貪黷之風，各處瀰漫，正是因爲社會上没有可以監督權力的機制。没有自由的輿論，没有公正獨立的法律，誰能管得住政治權力？
這一批領袖，能夠在歷次鬥爭之後倖存，不是因爲他們有卓越的能力，而是因爲那些能幹的「出頭鳥」，都已在「内耗」的過程中消失了，只有平庸之輩能夠倖存。這些平庸的人物，限於能耐，而且又彼此卡住，誰也不敢過分。於是，雖然大陸與美國的政治與社會大不相同，兩地政治領袖的形勢，倒也相似；無大作爲，也未必敢甘冒天下的大不韙。中國大陸，地大人衆，反正誰也不敢惹她，中國也是一個拖的局面，—只是在「拖」的情況下，難逃腐爛！
台灣是我成長的地方，父母廬墓之所在，情感上是桑梓家鄉，這裡的發展遂是我最爲關心的事。台灣向好處走，我爲之欣喜；台灣往糟處走，我爲之悲痛。不幸，目前台灣政治領袖，卻正在將台灣帶向災難！
台灣踏出威權陰影，襲經濟發展的庇蔭，也正是快速走向商業化的時候。台灣拜經濟發達之賜，生活優裕，整整一代是在富裕中長大，相當缺乏憂患意識。這一情勢，頗肖似美國。這一代在檯面上的領袖，又有不少是在當年威權體制中長大，習慣於喏喏，不具諤諤之膽。不巧，台灣的開放，又與「咱要出頭天」的民粹主義重疊相伴而起。台灣的商業文化，也與美國一樣，頗注重藉「包裝」促銷。這幾重因緣，決定了台灣政治領袖的格局與作風。
因爲台灣是看重「包裝」的社會，地位代表了能力，文憑代表了學力，名聲代表了實力，大家只看品牌，不再細察實際的品質。在政治上，初步建立了文官體系，而軍隊也已有相當的專業制度。於是，任何人居一定位置，使可在相當範圍内發號施令，這一情勢，毋寧是組織化現象中必有之事。
這一應是好事的現象，也必須有一定的配套；選拔人才應有良好的制度，而社會對政治有相當的監督能力。如果兩者皆具構，這樣的政府，未必大有爲，卻也不致於犯大錯誤。但是，如果領袖是在「包裝」下出現，而社會又不能有適當的考核與監督，則才能與官位未必相稱，國家事務即不免蒙受相當影響。
更可慮者，當事人自己也相信包裝的效果，身邊羣僚，習慣喏喏，一片歌頌之聲，又加强了當事人的自信。台灣民主，猶在初階，國會機制未臻盡善，選舉卻遵循包裝慣律，不能選出真正代表民意的聲音。威權政治遺風猶在，不僅朝廷上没有諫靜的人士，當事人對民間輿論也輕易的分類為友敵兩個陣營，不願由此採擷民意。政治領袖，既不能有察納雅言的肚量，又不受民主體制的約束，哪能再有自信的機會？
台灣的快速開放，實與民間族羣自主的要求，相伴而生。政治人物，有的帶動風氣，有的乘潮而起；前者有不可埋没的貢獻，後者則因勢成事，摘取了前者培育的果實。在民粹主義的情緒下，光圖集中在意見的焦點，贏得了萬眾的擁戴。其實，這一聲一聲的萬歲，也有不少是威權文化的遺存。習焉而不察，志得而意滿，乘潮而起的弄潮兒，竟當真以爲自己無限的事功，能鼓動大海的風濤？
自信，而又缺乏自省，結果則是自大。柯林頓一類人物，不敢自大，遂不敢闖大禍。自大，卻又没有制度的約束，没有師友的規勸，終究是志大才疏，不勝負荷。台灣地方小，實力薄，不像美國與中國大陸，也没有多少迴旋的空間。領導台灣度過難關，必須有戒慎恐懼之心，兢兢業業，步步謹慎，或能走出困境。反過來說，暴虎憑河，逞血氣之勇，口舌之快，解決不了問題，徒然庸人自擾，招惹更多的困難，貽害台灣全體國民。
台灣需要的是真正有見解、有能力，而又不受權力腐蝕的人物。我們不希望台灣回到「人治」的時代，成爲只仰仗英明領袖的羊羣。因爲那樣的領袖，未必帶向我們選擇的青草地，而且更有可能取羊而食之。我們的指望，在於建立一定的制度，使中才之士可以安步上路，而又能防範雄傑之士，竊取我們的信任，侵奪我們的權益。台灣能不能自立於天地之間，必須靠大家分工合作的努力，而不能輕易的信託給任何一個「英明」的領袖！
《從歷史看領導》書中的歷史個例，大多是未有民主以前的社會產物。我們與其等待明主聖君，毋寧將億萬人的意志與能力，經由健全的民主制度，開展爲一個不再需要「領袖」的社會。
二、《從領導看歷史》自序
我常常以爲，人類歷史上不同階段各有其凝聚人羣的力量。上古以親緣關係，中古以宗教信仰及意念，近古以來爲民族國家，而最近則以經濟的發展爲主導力量。台灣近四十年的歷史，也正反映了經濟力量的上升。在企業界，用太史公的名詞來稱，屬於「素封」，用今日的白話說，即是「没有封號的封君」。企業組織也相當於古代的一國一邦，其内部結構，有層級的縱線及部門的橫線。企業單位之間，也與列國關係一樣，有其分合，有其合作與對抗。這些現象，早在近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出現時，一天比一天更爲顯著的呈顯。正因爲如此，我才敢大膽的用政治領導的歷史，配合企業領導互爲比證。
另一方面，台灣面臨迅速的轉型，許多今天的局面，固然史無前例；但若只從組織型態與人的行爲方式來討論，其實許多變化，仍是萬變不離其宗，在歷史上每有可以比較參證之處。中國歷史中企業發展的經驗不多，政治行爲的例證則所在皆是。我以中國歷史上政治人物的行爲及若干朝代的政制特色，作爲討論企業領袖及企業組織的變化方式，亦不外借取其中的一些通性，使我們對於今天的愛化多一分領悟。
今日台灣處處有才難之歎，尤其領袖人材更爲難得。然而，今天台灣地小人少，能有如此成就，已反映並不缺乏人材。大致言之，對於身邊的人材，我們往往視而不見。我們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專向古代及別處找人材。人材就在我們旁邊，看我們是否給這些人材有發展的機會。
人類是能學習的動物。我經常懷疑，世上是否真有「天縱」的英雄。一個出色的人材，須有知識、有見識、有膽識。知識能由學習獲取與累積，固是人人皆知的道理。見識，看來難得，然而也可由歷練中培養。只是一個人培養見識，必須胸襟開闊，不自滿，遂能不自囿。人人可以有良朋，見賢思齊，友直友諒，友多聞，自然能有廣闊的視野，而能高瞻遠矚。反之，人若自命不凡，則開啓心智的門窗也就關閉了。這種人不可能有見識。瞻識，看來似乎與一個人的性格有關。然而有膽識之士，大多先有上面兩識的累積，加上有一肩擔起責任的使命感，遂能弘毅致遠。這些成爲人材的條件，其實都可學習培養，有了中人之智，琢之磨之，也就可以發展成熟了。
台灣企業界，甚至台灣社會任何一個部份，處處需才，也處處有人材可以脫穎而出的契機。這本小書所說，卑之無甚高明，但也代表了我對於今日有潛能人才的一番期許。江山代有才人，我們不必祈求皇天降才，只盼有人能不妄自菲薄，更有人能盡力扶植推攬可造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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