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錢穆先生論中國學術門戶之見〉一文之寫作過程

 

回憶我三十三歲的時候，也就是在圖書館服務第五年，決定報考博士班，目的是希望能夠減輕甚至脫離圖書館的行政工作，畢竟那並非我的興趣所在。但那一年的三個博班學校考試皆沒有錄取，甚至讓我萌生自己此生再進修研究上，似乎注定到了盡頭，自己可以說完全喪失信心，心中的鬱悶，實在無以言喻，畢竟我在建國總不能這麼邊緣游離在各個學科之間，彷彿沒有身分認同的一位老師，而為生活之需，要一直強行勉勵從事自己不喜歡的行政工作。

但在得知第一次博班考試之後，就更讓我心生注定已無進修之可能，甚至一種全然幻滅之感。但從三十四歲到四十四歲，台灣技職教育才開始有了所謂工專升格科大的制度，看到一些同仁紛紛到國外取得碩士學位，以及有同仁更早就進修到博士，自己依然困坐愁城，一籌莫展，這份心情之鬱悶，大概只有汪先生，在日常相處，以及讀書會的過程中有觀察到。

最後在我四十三歲的時候，經過他的努力與牽引，才鼓起勇氣報考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班，但因為有師有的牽引，我乃在報考前一兩年開始不斷書寫錢穆先生的學術研究論文，共計十幾篇，並彙成一本《錢穆先生論中國學術思想論文集》作為報考附件，目的是希望補充我在筆試以及口試上，因為長期脫離正規的哲學研究，而希望能夠證明自己還能夠有研究之能力。

總之報考博士班，對我共有兩個階段，中間相隔十年，十年之間，當然是可以累積不少的進步，並終於幸運考上博士班，也因此脫離了服務十五年半的圖書館工作，換來一生一種莫大的自由。從此在陽明山、彰化、南投三地，一週兩次北上，週末班還在建國兼任國文的課程，雖然勞累，但精神卻愉快，也因為有比較長的準備，所以在那個階段，幾乎就是全力在進行錢先生學術議題的相關研究。

後來在完成博士論文時候，幾乎沒有採用一篇是採集《錢穆先生論中國學術思想論文集》當中的文章，全然都是在五年期間內所重新寫作的內容。最遺憾的是，對《論語新解》這本書最深刻的內涵理解，畢竟不是博班那幾年就能理解，故還是沒有辦法深入。

所以從汪先生的角度來看，大概他對我早已經瞭然於心，知道《論語新解》這本書絕對不是我這種論文的方式所能夠理解。雖然他屢屢對我鼓勵，可是他應該是最清楚這本書的價值，是可以終身受用，正如我現在退休，依然不斷地感受到這本書的非凡價值。

但這書依然沒有得到學界的真正重視，而我也就這樣幾乎經歷了二十年以上的時間，浸潤在錢先生的學術世界裡。從這個世界裡，我慢慢地對準了，也校正了我從台灣與中國，在解嚴之後，以及對未來的兩岸發展，形成的一種以錢先生為角度的廣泛觀點，這些都是有源有本的。所以當我這幾年看到黃年先生的論述，以及楊儒賓先生的《1949禮讚》，才會能夠知道錢先生的學問之所以重要的原因，甚至大膽的推測中國大陸的國家治理以及未來中國所面對的世界，錢先生的學術思想必然佔有最重要的角度之一，而事實也越來越證明這一點。

其次，再回憶在四十三歲報考博士班前後，所寫的那幾篇文章，近日很意外的，都叫出來重看，過去二十多年幾乎沒有任何意願重看，也許是覺得已經過去了就算了，也許也因為寫得不太好，也沒有辦法有勇氣重看。但因為當時想要極力進入博士班的心志非常強大，所以現在回頭去看，竟然發現當時體力充沛，文思泉湧，日以繼夜的成果，不能一概抹煞，甚至還有許多有創建之處，當有為學界當時所見。

例如最近這個禮拜所讀到的，有〈一天人，和內外〉這一篇，有〈錢穆先生如何理解孔子「五十而知天命」〉這一篇，包含今天早上也是意外想到當時耗費不少心力去研究錢先生與牟先生對於朱子學的研究典範的比較異同，都發現了當中確實有一些寶貴的觀點，並且將錢先生的學術思想給予更周延、更圓滿，超乎學界當時所認定的標準甚多。

例如今天早上這一篇，其實是刊登在兩千年，報考博士班那一年，也是在《鵝湖》月刊上面的一篇，叫做〈錢穆先生論中國學術的門戶之見〉，一篇兩萬多字的文章，分為上下兩期刊登，記得沒錯的話，那應該是兩千年的十月、十一月所刊登出來的。這篇文章當時我設定三個主題，一個是錢先生論今古文的門戶之見，一篇是論對朱子學的門戶之見，一篇是論對於道統的門戶之見，而這個三節當中，我有¾的篇幅都在討論對朱子學的門戶之見，並且是以牟先生生作為對比來論述錢先生論朱子學的特質，這也是我當時到現在保留記憶最深刻該篇論文之所在。因為記得在書寫的時候，那是一種極其高昂、奮發的狀態，並窮盡我當時對這個議題的所有思考，並大膽地寫出詮釋錢先生的治學典範與生命類型。當時牟先生的朱子學解釋，依然是學術界最強大的論述，而我刊登在《鵝湖》上，形同是一種異類，甚至是一種不同的異議，想必也引起許多人的側目。

但回顧當時，到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會從牟先生對朱子學的嚴厲解釋，重新還原朱子學的真正面目，而比較平衡朱子學之所以不應該是牟先生所說的「別子為宗」的這種看法，其實我的那篇論文主要的，就是在這裡要試圖說明錢先生不會贊同牟先生對於朱子是「別子為宗」的說法，其目的與根據，就是要去申論朱子學真正的源頭，就是在孔子，而如果牟先生真正了解孔子的話，那朱子學絕對不應該會是「別子為宗」。這就是我當時寫這篇論文的主要的目的。

當然一直到去年2023年，在重讀牟先生的《圓善論》的時候，才再一次的發現，原來在孔子《論語》這裡，錢汪兩家是有共同的交集。這給我帶來極大的欣慰，因為我總不認為在孔子這個地方兩家會是不同的，所以這份發現就讓我進一步去認識錢牟兩家對於孔子的解釋，兩家並且理出了一個頭緒。這個頭緒最終證明了孔子的下學而上達。正如昨天所寫的這一篇重述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部落格文章，當中所描述的，如果以《論語新解》為標準，錢先生的解釋，無疑是更準確的，而牟先生的解釋，在孔子這裡，就是去補充了孔子「性於天道不可得而聞」那個最高的生命境界。

例如以前所說，一個重在下學，一個重在上達，在下學的盡頭，也就是孔子的德、孔子的心，所在最後的終極境界，那就會如牟先生所說那樣「建體立極」。但在此之前，孔子的精彩，全然在於他所繼承歷史文化道統、用世行道、五十知天命的那些困心衡慮、其義知的知識終極的考驗（如在匡地自覺「文不在茲乎」之「道在己身」種種），與生命終極的考驗（如在宋國遇難發天生德於予，在陳蔡有「君子固窮」之嘆），才得到完整的內容。這也是錢先生《論語新解》最精彩的論述。

但很遺憾的，那卻是牟先生不那麼重視的地方，因為牟先生顯然就直接從「尊德性」一路上達，所以孟子變成他非常喜歡的孔子的後繼者，因為孟子就把牟先生所認可的心學，更直接的加以表述；雖然那也是起源於孔子，但孔子並沒有分析得那麼清楚。也就是在牟先生的解釋之下，孔子與孟子這個型態是直接從最深層的心性切入，而博文與約禮這兩端所形成的知識與生命，如何交會在孔子的一生之中，逐漸下學而上達，到了「五十而知天命」這一關，才有了更登峰造極的表現，給漏掉了。而這正是《論語》這本書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牟先生對於《論語》的解釋，只是取其性與天道之天人之際的最高角度之「心體」來發言，而如果從最高的角度來看，以下的所有層次，都不是究竟，也都可以不視為必然與當然，但如果從孔子的一生所經歷了幾個階段來看，一個人成聖，顯然絕非一蹴可及，當中需經過許許多多的歷程，幸好《論語》這本書，雖然有一點安排散亂，但終究可以拼出全景，看到真實而完整的孔子一生。所以牟先生對孔子的解釋是一種哲學性的超越解釋，錢穆先生的解釋則是一種全人式解釋。

回到今天早上所讀這一篇當時所寫刊在《鵝湖》的文章，我在當時所解釋的朱子，其實是在閱讀錢先生《朱子新學案》之後的心得報告，當中更有加入了高達美詮釋學的那一些內容，而那一些存在經驗、歷史的過程、以及存有的彰顯，都更接近於朱子的型態。

所以我在博士班期間，因此有寫一篇〈錢穆與高達美對人文學術的比較異同〉論文，這一篇發表在中台技術學院紀念蔣年豐先生逝世紀念的研討會上，最後有放在我的博士論文當中。這篇文章甚至引起了當時一位東海大學哲學系的教授，後來到了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也就是林維杰教授的注目，並且在幫我修改之後，刊登在蔣先生紀念論文及裡頭，而林教授本身就是國內研究高達美的專家，是留學德國的哲學博士。可見他也看到了我這篇論文把高達美與錢穆先生放在一起研究，所展現的可以相互溝通的所在。

當然我寫的目的也是在說明一個學術傳統的研究，詮釋學既是一個方法，也是一個存有論，更是一個學者生命養成的必然過程。這些都有在表達哲學式如牟先生這樣的解釋系統，有脫離時間、歷史生活世界的範疇，而一個聖哲的生命與學問的養成，更多展現的是在他在時間歷程中，對於學問與生命不斷下學而上達的各種層次之把握、交會與不斷地問答過程之中。

但一直到現在，我還是認為牟先生所看到的那個最高生命的神秘世界，依然是古代中國孔子儒家哲人最高的追求境界，並且人是可以達到這樣的境界。只不過根據錢汪，以及更多的學者現在的發現，朱子不應該是「別子為宗」，朱子的治學典範與生命類型，其實更是多數人的共同生命與學思經驗，並且具有更大的普遍性。牟先生的心學系統，畢竟過分脫離歷史與時間的歷程，過於直貫，下學根基不夠，就去逆覺而超越地直接去把握性命與天道，恐怕會流於一種漂亮的話語，一種思想的演繹，甚至可以建構出他的《圓善論》。但這一切的過程，都還是不能離開現實的時間與歷史的向度，重視這些過程而又超乎其上是朱子可貴的地方。錢先生顯然是欣賞這一點的。

但最終回過頭來，我個人還是認為牟先生所主張《圓善論》當中的那種思維，確實也是中國古代孔子儒家幾位重要的哲人他們所發現與信守的最高內容，所謂心即理，所謂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所謂良知即天理，確實是極可貴的發現，是天人之間，可以直接合一的珍貴保證，甚至是一個人可以當下圓頓的呈現與保證，也就是那是一種牟先生所說的本體的生起論。那就是一種不厭不倦不息不止的生命精神，保證了人可以在天人之際中有終極而圓頓的合一。

但畢竟要說的是，這些程朱、與陸王的門戶之見，也是當代新儒學的門戶之見，如錢先生的學術思想與牟先生思想的異同比較，而要超出這個門戶之見，其實最好還是應該先在孔子《論語》這個地方去深入把握。

像錢先生逝世的時候，余英時教授立即發表了一篇〈錢穆與新儒家〉的文章，來表明錢先生與當代新儒家的差異所在，但余先生這篇文章固然引起學界對於錢先生的重新重視，但我認為他並沒有善盡去釐清錢先生與當代新儒家之間的門戶之見。而這個關鍵所在，我認為幾乎全部都應該回到錢先生的《論語新解》當中在深細閱讀之後，這個學術的門戶之見，才有可能根本在孔子這個地方，有「正本清源」的釐清的作用。

很可惜當代幾位重要的新儒家學者都沒有在孔子與《論語》上面有過重大的投入，甚至就理所當然地就萃取其中的幾個主要觀點來加以論述，這就顯得片面不全，雖然極盡高明，卻不足以盡廣大與致博厚，而這一點，正是《論語新解》最重要的所在。

最後，如果我們用剛剛所說《中庸》「君子尊德信而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盡精微而致廣大，溫故而知新，敦厚而崇禮」這整段話來看的話，錢先生所詮釋的《論語新解》，應該是最重要，而能夠勝任的一部經典。如果我們把這本書盡量讀通、讀懂的話，相信都可以找到化解或者評定當代新儒學甚至中國歷代的儒學演進當中的大部分的議題，都可以得到一種評判的標準，以及根源性的把握。這是《論語新解》這部書的價值。

最後再回憶我當時寫這篇〈錢穆先生論中國學術門戶之見〉，也只是在討論程朱與陸王的系統，雖然點出了要回到孔子與《論語》的本源，整篇論文指隱約提到但沒有往前追溯到孔子這個根源。但即便如此，當時這一篇論文的寫作內容，主要根據錢先生的《朱子新學案》，無疑就是闡述對於錢先生的學術研究與價值，而如要論斷這本書的特殊價值，還得從他離開新亞書院所寫的《論語新解》，把這兩本書，從頭加以連貫，先後相成，才更足以說明我當時的想法。

而也就在博班一下學期，也就是2002年時候，我在華梵大學第六屆儒佛會通研究研討會，就發表〈從《論語新解》到《朱子新學案》〉關於錢先生治學典範的一篇論文，可見當時的我對這個問題的來龍去脈，已經在不同的論文裡面有所表述。但是隔了那麼多年到現在，我自己領悟最深的，恐怕還是昨天所寫的這一篇〈重述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重要短文。

其實我在2023年底暨南大學的那一篇論文，也是在處理同樣的問題，但我並沒有扣緊「五十而知天命」這一章，而只是特別強調汪先生的「修己以敬，心安通天」的內涵，還有相關的文獻，當然也包含「五十而天命」這一章。而昨天的這篇短文，是特別針對「五十而天命」來書寫的，也是我所寫過最完整最深入的一篇，把我許多的困惑有大致釐清，雖然還不敢說完完全全通透，不過如果回頭去看暨南大學這一篇以汪先生這八字心法，配合「發憤忘食，樂以忘憂」這一章來看，當然「五十而天命」，如何下學而上達，其的最核心所在，恐怕還是離不開汪先生這個八字心法，因為「五十而天命」對於知識的終極矛盾與生命的終極矛盾，最終要能夠會通合一，恐怕這「八字心法」還是最根本的所在。脫離的這八字心法，還是沒有辦法真正了解孔子如何克服「五十而天命」這一關，而邁向六十、邁向七十之後的更高統合或合一境界。

所以汪先生的八字心法，在我去年的解釋裡頭，所謂這八字是要個別獨立來賦予他一種本體生起論的意義，八個字在個別賦予意義，再加以統合之後，那就是孔子可以作為真正解決程朱與陸王分歧與爭端的最根本的本源所在，因為那裡頭的八字心法，在我的解釋裡，已經可以包含此後中國孔子儒學所有最關鍵的語句，即便還不能夠包含全部，但也可以說雖不中亦不遠矣。

今天就再做一番過去二十年來對這個議題的反省與重述之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