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
回顧我人生在台灣的啟蒙教育,當是從十八歲讀大學開始。最影響我的是兩股思潮,一個是存在主義,一個是當代新儒學,另外一個潛伏的,就是在政治體制上,有所謂反對異議的聲音,來挑戰當時威權體制,一股屬於黨外的自由主義乃至本土化之思想。 當時知道的,大概是屬於胡適、殷海光、雷震,乃至黨外本土的政治異議聲音,所推動政治體制的改革,使其朝向民主化、自由化的方向。 這些屬於公共大群生活,甚至後來變成是本土性極其強烈訴求的運動,在解嚴前後,從長期壓抑的累積,到之後迅速蔓延,勢不可擋,形成一股全面性具高度反省批判行動的巨大能量運動。當時也是台灣經濟逐漸達到最高峰的時候,也帶動著政治乃至後來到國族所涉及的學術、教育的全面鬆動,乃至更新。 但,就我個人而言,上述的這樣的政治能量與本土化趨勢的動能所訴求的全面性批判,並不是我最關心的議題,也沒有給我造成太大的衝擊,我當時最關心的還是存在主義,那一種對於生命存在的本質性的體驗與思考,那是非常個人性的存在體驗,而我不認為當時的自由主義與政治改革力量,甚至批判的力量,有觸及到存在主義對於生命體驗的深度。 簡單地說,一個是政治、社會的取向,一個是一種生命本體論的取向,後者才是最讓我難以思考,並且產生無數困頓的所在。對我當時來說,我並沒有辦法想像,這些黨外批判思潮所關注的那一些所謂自由民主的議題,畢竟對我來說,那是一個比較外在的議題,跟生命切己之所在,是有距離的。 也可以說,我是在思考生命對我自身而言的意義為何,要從這裡面,對自己的生命來加以處理,才可以去上街,走向外在政治體制、社會改革運動的訴求,那些自由、民主、與人權,解放的訴求。只能說,我當時真的是非常受困於存在主義所帶給我的生命困思。 另一個讓我觸動內心深處的思潮,是當代新儒學幾位先生的著作,那是一種花果飄零式的悲情時代,因為巨大戰爭,所帶來的流離失所,既是生存環境不斷地遷移,也是心靈漂泊無依無助,屬於我們自身中國歷史文化在最動盪時代當中的存在感受。 而當代新儒家這幾位先生的著作,滿足了我這種屬於家國、大我深處情懷對於整個大時代的理解。這當然指的是整個中國。 而相對於戒嚴前後的本土化政治意義的運動, 對我來說,跟這個大時代的變動,相比之下,本土化政治意義,顯得相對渺小,而無法觸動我。這可能是我認知自己的偏差,與我家庭父親從 1949 到台灣後的隸屬所謂外省人的強烈歷史情懷有關。 但即便是這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