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學盲言》 【德性行為修養之部】五一、公私與厚薄--明白言之，可謂今日國人內心之所好，已無一己之私，而盡屬天下之公。而其將日趨於薄於偽，亦可不待有爭矣。

 

五一、公私與厚薄

中國人言社會，首要在其風俗。俗因地而殊，風則隨時有變，而風尤重於俗。余少時讀曾國藩《原才》篇，開端即謂:「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謂人才興於風俗之厚，而風俗厚薄則源於一二人之心之所向。每喜其持義之高，而近百年來國人則少言及此。

西方小國寡民，地區已狹，疆域不寬。一國之內，風俗可以無相異。故其言社會，乃不重言風俗。即如英倫三島，有英格蘭，有蘇格蘭，有愛爾蘭，風俗各異，但亦無大相殊，習以為常，不再重視。如何移風易俗，西方人似少措意及此。此亦中西文化相歧一要端。

故風俗厚薄之辨，西方亦無之。

商業重廣告宣傳，務向外不向內。宏揚宗教亦重向外。政治則多結黨羽，亦主向外。專重外則方向多而內容變，其心不安不定，不能積，亦不厚。亦可謂之為無情。

中國人則事事必求向內，一心一意，貴其情厚。

嘗聞民初北京大學聘馬一浮任教，一浮以「禮有來學無往教」七字拒之。一時群護以為不合時宜。其實中國傳統學風正如此，乃尊師重道之禮。近代則以教育為職業，宜其不相合。佛教東來，中國高僧率隱居深山佛寺中。行腳僧可以持缽沿門乞食，但非沿門宣教。此則仍是中國風氣。

至於政治更少宣傳。即觀歷代帝皇詔令可知。中國各種文體，惟詔令最貴簡要，不主繁文浮辭。儻詔令不厭詳濱，則必增群下之輕視與反感，更又何可宣傳。此亦見中國風氣之一端。

中國人移風易俗，主要樞機在一二人之心，更要者，其心若只為己不為人。果行育德，是謂修養。換言之，若只為私不為公，而人自嚮往，風俗亦自見轉移。

即以學術思想言，先秦諸子中，儒、墨、道三家最大。墨家似乎重向外，重宣傳，而墨家終於最不傳。莊老道家最尚隱，最不重宣傳，而在諸子百家中，除儒家外，其傳乃最廣最久。儒家居墨道之中間，即所謂有來學無往教者，而其傳乃最大。即觀其傳授方術之不同，亦可徵其內容之有異矣。儒家言孝弟，豈非僅一身一家之私。然人心所同，至私即大公，故曰:「孝弟為仁之本。」 

中國人言德，必據私言。行其德，感其德，皆在私。非私不成德，德之厚，即易得人心之同情。

墨家主兼愛，視人之父若其父，同視天下為一家，豈不大公無私。然必分而薄。故無私即無公，捨其私而為公，轉不易得公眾之同情。故墨家雖明辨暢論，而踐履篤實，又黨徒團結，自鳴以大善，其宣教之人，遠勝於西方之耶穌，但不三百年，戰國末即衰。

楊朱為我，拔一毛利天下不為。有私無公，則不得謂之成德。人自為我，似亦人心所同大公之道。人就不愛其私，於是有人謂楊朱近仁，墨翟近義。或則謂楊朱近義，而墨翟則近仁。

要之，楊墨之言盈天下。孟子則曰:「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我即是私，同此私則成為公，但須一二人之成其德。楊朱為我之教，則非成德之教。儒家教成德，乃始有移風易俗之效，則在其能即私以為公之教。

孔子所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是也。

至於在位行政，居上以臨下，地位不同，則凡其所言必當屬於公。而無可疑拒於在下者之各可有其私。但為政者之言，既必出於公，乃最不易得在下者之信。中國之居政者明乎此，故凡其所言，每不據政治職位言，乃常本儒道教化言，即言必出於道，而不本於權，以明凡所言之不出於我私，而盡為公。

而今國人則譏之，謂其借孔子之道，以申其專制之權。

則試問為君者終將如何以為言，而所言之必求得在下者之信而有其效乎?明乎此，則可謂中國傳統政治，乃一儒道政治。為君王者，亦多知其道。為天下之公，即亦保其君王之私。故通讀中國歷代帝王詔旨，自得其用意深厚之所在。當知帝王詔旨，亦非出帝王之親筆，必慎選一代名儒以掌此大任，所以得有此成績。但如雍正御批等，則又當別論。此非兼通史學文學之士，難與詳言。 

當前社會風氣日趨頹敗，而一應學術機關，則盡歸政治統治，於是移風易俗，乃亦責歸政府。分然除法令外，政府又何能別有措施。又有報章電視等，廣肆宣傳。然此等功用乃在誘引人之欲望，否則激發人之怨憤。生事則易，移心則難。故民主自由，僅用法治。而移風易俗，則非其所能。中國人所重，又豈當前西化時代之所能有。

當前時代人心，可稱有兩大端，一曰要人窮，一曰要人死。如商業求富，豈非要人窮。國防求強，豈非要人死。而科技綜其樞。科技僅以對物，今人則稱之曰客觀，一若其學至公無私。其實僅對物，此無私即無情。故無私之公，較之借公濟私，為害更大。

中國人重言德，德必具於私，而即私以為公，其事乃誠，其心則厚。社會風俗求其誠而厚，而不求其偽而薄。一切人才當由此。

故中國人必言人品，誠而厚者其品高，偽而薄者其品低。西方人無人品觀念，惟有法律觀念，法律之前一切平等。

但坐輪船，艙位分上中下三等。乘火車亦然。甚至搭飛機，亦無不然。則西方人之等級觀，乃在物，不在人。坐上等位，其人即屬上等。坐下等位，則其人即屬下等。則豈非人之上下之分，即分在其擁有之財富與地位權力之大小上?故富貴即屬上等，人如此，國亦然。所以有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之出現，一若乃天地間一大公至正之道。但反而求之人人之私心，其何能安。

即西方之有宗教亦然。必選一教皇，亦尚位不尚德。若謂乃由大群公選賢德以登此位，則豈得謂德貴公認，不貴私修。求公認必趨於偽而薄，務私修乃躋於誠而厚。孔子曰:「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今日世界風氣，則競求人知，又必求廣眾大群多數人知之，其誠與厚，則不可再論。

然則從宗教之弘揚，商業之廣告，以及政治之宣傳上來求風俗之改移，自無甚深之希望可冀。

今人但言時勢，不言人心。一若時勢屬之公，人心則屬私。但中國古人則謂公由私來，故時勢實取自人心。而一二人之心，乃可轉移天下。

今人則謂必如西方，由廣眾大群多數人乃可轉移天下。進一層言之，乃由物不由人，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皆由物來，非有物之轉移，又何得謂之有轉移。

今人又好言求變求新，其實在求物變物新，非求人變人新。中國古人則一由人心來轉移人心，其間乃有一大不同。故中國社會乃建立於人心上，而西方社會則建立於物力上。

果其物力變，則其社會自不得不隨而變。故帝國主義可以沒落，而資本主義亦可有不景氣，乃至於崩潰。故西方社會必趨於變。而中國則積四五千年來，此一民族國家之搏成，可以綿延擴大而終不變。今則人心變，斯其社會自亦變而不復矣。

然則今日人生大道乃有一要端，即當研究人心何以勝物力。

換言之，人心私可以勝物力之公。此因人心有情乃若私，物力無情乃若公。中國人則重情而輕力，西方人乃重力而輕情。知此乃可知公私之為辨。即人可以勝物。最重要者，在使人知此心之屬於我內在之私，而物則僅屬於我之外有之公，心不變，乃得積而愈厚。物則必變，故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當知吾心所好實在內，不在外。如衣食，如居住，如行路交通，其事皆在外。不僅在心外，並亦在身外。

身之一關，最當明辨。身亦一物，身之主乃在身內之心，不在身外之物。此層最為中國古人所盡力明辨，而惜乎今人則不加注意矣。

心之所好亦有屬物者，舉最淺例言之，如鹹蛋皮蛋，皆為中國人所好。今則皆變質，更乏佳味。又如中國家庭善作醃菜，每家必製七八甕，或十幾甕，味絕鮮美可口，今均失傳。衣著如綢緞刺繡，今亦盡變不復傳。如居住，則中國所最不如西化者，為毛廁。而獨勝西化者，乃園林。今則每家必具新式毛廁，而園林之勝則失傳，亦見西化之無深感矣。

耳目之娛為聲色。姑舉樂器一項言，琵琶亦外來，然自西漢迄近代，亦歷兩千年。余幼年尚習閱之，今數十年來，國人皆競學鋼琴或大小提琴，擅彈琵琶者乃較少。是則人心所好之變，其主要關係豈不亦在外。西化屬新，盡可喜。舊傳則盡可棄。此心已為奴，不為主，亦由此可證矣。更何論於學術思想之高出其上者。

明白言之，可謂今日國人內心之所好，已無一己之私，而盡屬天下之公。而其將日趨於薄於偽，亦可不待有爭矣。

然則盡今日國人之所為，乃日向於外物，而不求之内心。果可美其名而謂之務公不務私，然實為奴不為主，而仍美其名曰自由，日平等。

今再明白言之，則此乃中國人之平等意志，求與西方人平等，而中國人生之內在價值，則置而不顧。而中國舊風俗則有較西方更為平等者，如父母家產必分傳其子，長子則稍優，其他兄弟必平等分配。而西俗則待其父母臨死遺囑，高下有無，漫無定準。然則誰為平等，誰為不平等，又不待辨而可定。

抑且國人常言中國男女不平等，其實嫁女必備嫁粧，四時之衣裝，日常之家俱，乃及金珠手飾，視家有無。其女嫁後，畢生使用，可以無憂。而其翁婆丈夫，皆不得顧問。此非法律規定，而係風俗習慣。有嫁女時家境尚佳，而臨死時家境已落，諸子所分，乃遠不如諸女之嫁粧所得。此又何得謂中國之重男而輕女。自社會新風氣漸成，嫁粧一事乃告缺如。而國家法令，乃有出嫁之女亦得分父母遺產之規定。余在大陸時，乃有出嫁女回家爭遺產，與諸兄弟爭訟上公堂之事。

風俗厚薄亦由此見矣。故儻尊西化，必求將一切舊傳盡量廢止。父母遺產則一依其父母死時之遺囑。然又豈得當於中國之人心。

要之，風俗既薄，則人才無望，自非中國古人言全不可信。否則中國前途亦必終自有艱耳。

今再要而言之，西方人多私，故貴公，乃重於物而輕於人。中國人多公，故貴私，乃厚於人而薄於物。東西文化相異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