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序言--「和合」與「分別」、

 

　　這幾天2024年520賴清德就職中華民國第十六任總統文告，揭示其兩國論之台獨建國後續之正反效應，逐漸擴大。然思考兩岸，經緯萬端，正需博綜會通，視域融合之學思，一昧單邊訴諸民意、民粹，只能誤國，正如錢先生指出，此亦其最終離開陽明，而走進孔子朱子之原因，正如他說：

舊學宏博，既需會通，又求切合時宜，其事不易。尋瑕索疵，漫肆批評，則不難。適之又提倡新文學白話文，可以脫離舊學大傳統，不經勤學，即成專家。誰不願踴躍以赴。

　　而對於我主要教孔子與中國歷史文化與學術思想與中國現代史的人而言，衝擊尤大。發現那其實仍是五四運動百年餘風之延續，一種更徹地「去」歷史時間的中國化，而轉趨於一地一時島史之空間化、距（疏）離化、分離化，單薄化、或一種如「後殖民史觀」下所壟罩之視野，並且使中國史與其精神乃成為一種「外國史」之客觀研究，失去了親切感，錢穆先生所說之「溫情與敬意」更不復存在。　　　

　　如就文學而言，我想起陳芳明在《新台灣文學史》中的話，那是新台灣．新文學．新歷史之誕生。這裡引述他對新台灣文學史的觀點：

　　　十年來，見證年輕的世代已經誕生，也見證新的文學技巧與批評範式不斷崛起。歷史地平線不斷在我前面浮起時，讓我對台灣文學的發展感到喜悅。我這輩的知識分子，基本上都經歷過二二八事件的血洗，也經歷過五○年代白色恐怖的威嚇。那樣的大環境形成了我這個世代的人格與風格，這是一種先天的生命條件，也決定了我們對文學與審美的態度。穿越過那麼多政治陷阱，在發言之際，總是需要拿捏分寸。我曾經在海外參加過反對運動，返台之後又參加了反對黨的政治活動。這些生命經驗自然而然也形成了我靈魂深處的美學，在撰寫文學史的過程中，也將這樣的美學融入歷史書寫。這也說明了為什麼我一直期待新世代可以寫出一部新的文學史，在不受政治恐嚇的情況下，應該可以更從容品評前人的文學作品。歷史原是不擇細流才能成其大。有過殖民經驗的台灣，自然比其他正常的社會還更複雜，因此表現出來的歷史記憶與文學思考也來得出奇的繁複。從後殖民史觀的立場來看，代表不同階級、不同族群的文學，都是建構殖民地文學的重要一環。

              性別議題帶來思考上的障礙，可能較諸族群議題還嚴重。對於同性戀或同志文學，台灣學界似乎還未能保持開放尊重的態度。異性戀中心觀念的支配，使得同志文學長期被邊緣化。事實上，同性戀的存在，乃是構成台灣歷史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擦拭同志文學的重要性，等於也是在矮化、窄化台灣歷史的格局。九○年代同志文學點燃了前所未有的想像，也挖掘了許多未經開發的感覺。那種細膩的書寫，早已超越了異性戀中心的文學傳統。

但，錢先生在《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序言，卻指出，

要之，重在除舊，至於如何布新，則實未深及。

舊學宏博，既需會通，又求切合時宜，其事不易。尋瑕索疵，漫肆批評，則不難。適之又提倡新文學白話文，可以脫離舊學大傳統，不經勤學，即成專家。誰不願踴躍以赴。

以此而言，一切學術，除舊則除中國，開新則開西方。有西方，無中國，今日國人之所謂現代化，亦如是而止矣。

我們可以把「除舊則除中國，開新則開西方」改成「 除舊則除中國，開新則開台灣」言：

不幸而日本東侵，又繼之毛政權上臺，政府播遷來臺，而一切情勢皆大變。在大陸，已無學術可言。臺灣惟科學、民主兩項仍在提倡。而中國舊文化、舊傳統、舊學術，則已掃地而盡。治學則務為專家，惟求西化。中國古書，僅以新式眼光偶作參考繙閱之用，再不求融通體會，亦無再批評之必要。則民初以來之新文化運動，亦可謂已告一段落。

繼此當有一大問題出現。試問此五千年摶成之一中華大民族，此下當何由而維繫於不壞？若謂民族當由國家來維繫，此國家則又從何而建立？若謂此一國家不建立於民族精神，而惟建立於民主自由。所謂民，則僅是一國家之公民，政府在上，民在下，無民族精神可言，則試問西方國家之建立其亦然乎？抑否乎？此一問題宜當先究。

回顧四十年風起雲湧的所謂同心圓史觀、台灣島史觀、台灣人出頭天、主權在民、台灣第一、台灣優先、發現台灣、總統直選、台灣前途由台灣2300萬人決定，以及幾次歷史課綱修訂、台灣前途未定論、正名制憲、抗中保台、太陽花等，「台灣」這兩個字已經不是地名，而是邁向獨立建國，新歷史、新國家，新民族，充滿政治符號、權力動能較量的自我定位，此亦即以「去中國化」為目標，則錢穆先生所說之「五千年摶成之一中華大民族」（其背後之中國歷史文化與學術思想）早已被放在「台灣史」與「台灣人」（台灣民族精神）的視域之外了。這就是上所說五四運動百年在除舊佈新與民主與自由掛帥所在台灣延續而愈來愈狹隘化、單薄化之成果。

寫於建國圖書館 2024/05/31

這幾天，我不時想起錢先生《現代中國學術論衡》(三版)（A Comparative Critique of Modern Chinese Academic Disciplines）這篇序言，反覆閱讀之餘，錢先生反省重心是對現代中國學術「大量西化」的檢討，提出他的反省，涉及台灣的部分非常的少，但我反覆閱讀，突然想到如將序言中之「新」改為「台灣」，「舊」改為「中國」，「西方」改為「台灣」，所謂「除舊布新」，這不就是所謂的「去中國化」嗎？而這不正是我所觀察到的四十年來推動「在地化」的真相嗎？心想就把序言給全文刊出：

文化異，斯學術亦異。中國重「和合」，西方重「分別」。民國以來，中國學術界分門別類，務為專家，與中國傳統通人通儒之學大相違異。循至返讀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響將來學術之發展實大，不可不加以討論。
　　晚清之末，中國有兩大學人，一康有為，一章炳麟。其時已西化東漸，而兩人成學皆在國內，未出國門一步。故其學皆承舊傳統。康氏主今文經學，章氏則主古文經學。而世風已變，兩人雖同治經學，其崇儒尊孔之意實不純，皆欲旁通釋氏以為變。

康氏著有《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並自號長素，其意已欲凌駕孔子。其為《大同書》，雖據《小戴禮記‧禮運篇》「大同」一語為號召，但其書內容多採釋氏。惟康氏早已致力實際政治，謀求變法維新，故其宏揚釋氏者並不顯。

章氏以為文排滿下獄，在獄中讀釋氏書，即一意尊釋，而排滿之意則無變。自號太炎，乃尊顧炎武之不仕清廷，而亦顯有凌駕顧氏之意。此下著書，皆崇釋抑儒，孔子地位遠在釋迦之下。如其著《國故論衡》，一切中國舊傳統只以「國故」二字括淨。「論衡」則僅主批評，不加闡申。故曰：「中國有一王充，乃可無恥。」其鄙斥傳統之意，則更昭之矣。惟其書文字艱抝，故其風亦不揚。
　　章氏去日本，從學者甚眾，然皆務專門，尠通學。惟黃侃一人，最為章氏門人所敬，則以其猶守通學舊軌。康氏門人少，惟梁啟超任公一人，早年曾去湘，故亦受湘學影響，知尊湘鄉曾氏。先創《新民叢報》，後改為《國風報》。創刊辭中大意謂，國風相異，英法皆然，中國亦當然。其識卓矣。後為《歐洲戰役史論》，敘述當時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來源，提綱挈領，要言不煩。如任公，實當為一史學巨擘。惜其一遵師旨從事變法維新之政治活動，未能專心為學，遂亦未臻於大成。

　　及第一次歐洲戰役既畢，任公遊歐歸來，草為《歐遊心影錄》一書。大意謂，歐洲文化流弊已顯，中國文化再當宣揚。其見解已遠超其師康有為遊歐歸來所草《十三國遊記》之上，而亦與太炎大不同。惜任公為學，未精未純，又不壽，年未六十即辭世，此誠大可惋悼矣。

　　與梁任公同在北平講學者有王國維靜安。先治西學，提倡《紅樓夢》。新文學運動受其影響甚大。然靜安終以專治國故，名震一世。當時競治殷墟龜甲文，而國維教學者，應先通許氏《說文》為基礎。可謂當矣。惜靜安亦不壽，先任公而卒，亦大堪惋悼。
　　胡適之早年遊學美國，歸而任教於北京大學，時任公、靜安亦同在北平。適之以後生晚學，新歸國，即刻與任公、靜安鼎足並峙。抑且其名乃漸超任公、靜安而上之。

　　蓋自道咸以來，內憂外患，紛起迭乘，國人思變心切，舊學日遭懷疑，群盼西化，能資拯救。任公以舊學加入新思想，雖承其師康氏，而所學實有變。適之則逕依西學來講國故，大體則有採於太炎之《國故論衡》。惟適之不尊釋。其主西化，亦不尊耶。而其譏評國故，則激昂有更超太炎之上者。獨靜安於時局政事遠離，而曾為宣統師，乃至以留辮投湖自盡。故三人中，適之乃獨為一時想望所歸。而新文化運動乃竟掩脅塵囂，無與抗衡。風氣之變，亦誠有難言者。
　　舊學宏博，既需會通，又求切合時宜，其事不易。尋瑕索疵，漫肆批評，則不難。適之又提倡新文學白話文，可以脫離舊學大傳統，不經勤學，即成專家。誰不願踴躍以赴。

　　其門弟子顧頡剛，承康氏「託古改制」義，唱為疑古，著《古史辨》一書，尤不脛而走，馳譽海內外，與適之齊名。

　　同時有馮友蘭芝生，繼適之《中國哲學史》首冊之後，續為《中國哲學史》一書，書中多採任公諸人批駁胡氏意，其書亦與適之書同負盛名。對日抗戰時，余與芝生同在湘之南嶽，以新撰《新理學》手稿示余，囑參加意見。余告以君書批評朱子，不當專限「理氣」一問題，朱子論「心性」，亦當注意。又其論「鬼神」，與西方宗教科學均有關，似亦宜涉及。芝生依余意，增〈鬼神〉一篇。並告余，朱子論心性，無甚深意，故不再及。並在西南聯大作講演，謂彼治哲學，乃為神學；余治史學，則為鬼學。專家學者，率置其專學以外於不論，否則必加輕鄙，惟重己學有如此。於是文學、史學、哲學，及考古發掘龜甲文等各項專門之學，一時風起雲湧，實可謂皆自新文化運動啟之。
　　但適之提倡新文化運動，其意不在提倡專門，凡屬中國舊學，逐一加以批評，無一人一書足資敬佩。亦曾提倡崔東壁，然亦僅撰文半篇，未遑詳闡。適之晚年在臺灣出席夏威夷召開之世界哲學會議，會中請中、日、印三國學人各介紹其本國之哲學。日、印兩國出席人，皆分別介紹。獨適之宣講杜威哲學，於中國方面一字不提。則適之所主持之新文化運動，實為批評中國舊文化，為新文化運動作準備。當時有唱「全盤西化」之說者，而適之僅提倡「賽先生」科學與「德先生」民主兩項，於宗教則避而不談，又主哲學關門。適之有「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一語。其所假設者，似僅為打倒孔家店，中國舊文化要不得。一意廣泛批評，即其小心求證矣。至「民主」、「科學」兩項，究當作何具體之開創與設施，則初未之及。亦別有人較適之更作大膽假設者，如線裝書扔毛廁、廢止漢字、改為羅馬字拼音等。又如陳獨秀之主張共產主義。適之對此諸端，則並無明白之反對。要之，重在除舊，至於如何布新，則實未深及。
　　不幸而日本東侵，又繼之毛政權上臺，政府播遷來臺，而一切情勢皆大變。在大陸，已無學術可言。臺灣惟科學、民主兩項仍在提倡。而中國舊文化、舊傳統、舊學術，則已掃地而盡。治學則務為專家，惟求西化。中國古書，僅以新式眼光偶作參考繙閱之用，再不求融通體會，亦無再批評之必要。則民初以來之新文化運動，亦可謂已告一段落。
　　繼此當有一大問題出現。試問此五千年摶成之一中華大民族，此下當何由而維繫於不壞？若謂民族當由國家來維繫，此國家則又從何而建立？若謂此一國家不建立於民族精神，而惟建立於民主自由。所謂民，則僅是一國家之公民，政府在上，民在下，無民族精神可言，則試問西方國家之建立其亦然乎？抑否乎？此一問題宜當先究。
　　又所謂分門別類之專家學，是否當盡棄五千年來民族傳統之一切學問於不顧？如有人謂，非先通康德，即無以知朱子。但朱子之為學途徑與其主要理想，又何嘗從先知康德來？必先西方，乃有中國，全盤西化已成時代之風氣，其他則尚何言。
　　早於治朱子必先通康德之說之前，已有人主張不通西洋史即無以治中國史。於是「帝王專制」與「封建社會」之兩語，乃成為中國史之主要綱領。又如謂非取法西方文學，即無以建立中國之新文學。於是男女戀愛、武力打鬥，乃為現代中國新文學必所共有之兩項目。以此而言，一切學術，除舊則除中國，開新則開西方。有西方，無中國，今日國人之所謂現代化，亦如是而止矣。
　　余曾著《中國學術通義》一書，就經、史、子、集四部，求其會通和合。今繼前書續撰此編，一遵當前各門新學術，分門別類，加以研討。非謂不當有此各項學問，乃必回就中國以往之舊，主「通」不主「別」。求為一專家，不如求為一「通人」。比較異同，乃可批評得失。否則惟分新舊，惟分中西，惟中為舊，惟西為新，惟破舊趨新之當務，則竊恐其言有不如是之易者。
　　此編姑分宗教、哲學、科學、心理學、史學、考古學、教育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學、藝術、音樂為十二目。其名稱或中國所舊有，或傳譯而新增。粗就余所略窺於舊籍者，以見中西新舊有其異，亦有其同，仍可會通求之。區區之意，則待國人賢達之衡定。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冬錢穆自識於臺北士林之外雙溪時年八十有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