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中國教育學
略論中國教育學一169-
要之，現代學校教育乃為青年人傳授知識乃及研究學問之一項共同項目，當僅為中年以後繼續進修作一基礎，並不占人生中「行為」與「學問」兩方面之極重要地位。教者必先使學者明得此意，方可無弊。
西方又稱小學為「國民教育」。人生不限為一「國民」，其意義價值，有超乎為一國民之外之上者。備僅以一國民地位，向其政府來爭取人權，此亦為人權之至狹者。又其大學教育分院分系分班授課，內容狹，為時暫，即獲最高學位亦僅為一「專家」，不為一「通人」。故其所教育，最低則使為一國民，最高則成為一專家，皆把人生意義地位約束了。
要之，為一國民，則僅為其所生一國之用；為一專家，則僅為其向外一事一物之用。教170育意義僅為功利。但人生不應僅為功利，此一層實大值商討。
中國教育則在教人學為人。天生人，乃一「自然人」。人類自有理想，乃教人求為一「文化人」、「理想人」。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此始為一文化理想人。中國家庭、學校、國家、社會，教人主要皆在此，受教者當終身奉行，此之謂「人生教育」，亦可稱「德性教育」。
孔子又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始為識字教育，讀書教育，亦可謂是知識教育，但亦只占教育中之一部分。知識乃後天之事，由後天獲得，供人生部分之用；德性乃占人生之全部分，並由先天傳來。故德性教育必求共同普及，知識教育乃可分別授受。
今人競言自由、平等、獨立，惟德性乃自由，又平等，能獨立，知識則無自由、平等、獨立可言。
中國之知識教育必以德性教育為基本，亦以德性教育為歸宿。孔門四科，德行為首；言語乃國際外交，政事如治軍理財，此兩科皆為政治用；最後文學一科，則不必為當世用，致意在歷史典章之傳統上，於後世有大用。是則中國教育非不主用，惟由其各自一己性之所近、志之所向來作貢獻。而四科實以德行為主，雖若分，而實通，未有違於德性而能完成其此下三科之學者。此乃中西教育意義之大相分別處。
故中國人言知識，亦從各人之內在德性上，隨時隨地為實際需要之應用，而分展出各種支流派別來，而不先為知識上作分門別類之規定。亦可謂西方人重其師所授之學，而其師則171為一分門知識之專家；中國則重其師所傳之道，而其師則應為一具有德性之通才。
亞里斯多德從柏拉圖學哲學，求真理，而自有所得，乃曰:「我愛吾師，我尤愛真理。」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不得謂孟子在學孔子之專門知識，或史學、或哲學、或政治學等，乃在學孔子之為人與為學。其他先秦諸子百家師、弟子相從講學，大體亦然，而孔子、墨子兩人則最為其著者，故儒、墨乃為當時之顯學。
孔子言:「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孔子之重人類同情有如此。孔子非分門別類，或科學、或哲學、或文學、或宗教信仰以為教，乃教人以其德性，即其自己所能有之一種情感意境，而為實際人生之主宰所在者。
西方之教，乃不重此。如造為銅像，屹立街頭，日曬雨淋，常此暴露，更無遮蔽，以供人之瞻仰，而瞻仰者亦不為此動心。又如耶穌像，必在十字架上，血滴淋漓。豈耶穌之足以感動人心者僅在此?西方之人情冷酷，亦可由此而見。即如近代國際迎賓大典，必鳴大砲行軍禮，則亦無怪國際間之兵爭不息矣。
中國人言禮教、風教，亦可謂之「情意教」。中國傳統之教育精神則正在此。
中國人之為師，其教育與其所著作又當分別論。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其視來學者乃平等如朋友。又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則孔子乃以身教，以行教，以己之為人教。其與來學者相處亦親切如家人。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終日相親172又不會過其家人矣。又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則師弟子之親，乃亦有踰於父子者。
孔子卒，來學者盧墓心喪三年。故來學者之於其師，自稱門人弟子；其傳師說，乃稱家言。而為師者非著書立說以為教，乃一如家人之日常相處以為教。其相與語亦即日常相處語，而深意存焉。如讀《論語》可知。
《論語》乃孔子弟子記其師說，不僅見孔子之學，乃更見孔子其人。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則與師弟子之日常講學為異矣。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則孔子之作《春秋》，亦僅以天子命史官之職任自任，與其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異矣。
故教育乃見師之為人之全，而著作則僅見師之為學之偏，其輕重可見矣。
戰國時，墨子繼起，其弟子乃於墨子講學有著作。道家則不聚徒講學而自有著作。《莊子》〈內篇〉七篇，乃莊子閉門自著為書；〈老子》〈上下篇〉，尤其是精心結撰。此皆著作，非教育。
後世重莊、老道家，乃更重其引退避世，實亦重其人更過於其書與學。荀子亦一儒，亦廣授弟子，但亦自著書，與孔、孟異。中國後世亦不以荀子為一教育家。蓋其主「性惡」，其教育人自亦與孔、孟異，乃偏重教知識，已多分門別類。其弟子如韓非，亦自著書，而與其師荀子已有別。李斯則不達著作，而其助秦為治者，乃與荀子義有大背。故中國後世視荀卿，乃更不如視莊、老。則中國文化傳統重其人更過於重其學，而教育精神亦可於此見矣。
西漢始立太學，博士司其教，雖通諸經，必分經而授。學者受一經，一年即畢業。此因173五經皆講周公、孔子之道，為師者僅導其先路，學者得門而入，可以終身依之，是仍重在教以周公、孔子之為人，與先秦傳統無大相異。
故太學中雖同時有諸博士，而來學者必擇從其一，此即所以親師。「親」乃知「尊」，「尊師」乃所以「重道」。若重知識，則不僅當兼諸經，亦當兼及先秦百家。而西漢之太學生，則仍重博士為師者之所傳道，亦可知。
建及東漢，各地私人講學者群起，然皆一人講授，與太學制度無大相異。鄭玄遍謁全國各地名師，歸而網羅群言，囊括大典，則其時風氣似已偏重學而較輕師。此下乃有經師、人師之別。儒林轉而為經師，則儒道以衰。三國以下，莊、老道家乃代興。然老子言:「絕學無憂。」道家之弊在輕學，乃不尊師，於是又尊印度東來之佛教。
竺道生主「一闡提亦得成佛」，乃同於孟子「人皆可以為堯舜」之義，則仍不失中國重其學乃重其為人之舊傳統。下迄唐代禪宗，不識字，不誦經典，亦得成佛。五祖教六祖，僅舉《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語。是較西漢太學之僅治一經，其為易簡更甚矣。
唐代太學有《五經正義》，於注外更加疏，於是使學者偏重在文字書本上，而轉輕師教。乃轉使經義不受重視，而至於以詩取士。陳子昂詩:「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建安以來，曹氏父子倡為新文體，除陶淵明等極少幾人外，文中可不見有作者其人，亦無道可傳。陳子昂所深悲，非謂不見有詩，不見有辭賦之文，而其人則非矣。子昂之愴然涕下者在此。
鞥李白、杜甫繼起，乃有唐代之詩。韓、柳繼之，乃有唐代之174文。乃求於詩文中再見有其人。韓愈好古之文、古之道，又言:「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又以孟子自比，又著〈師說〉，以師道自任。其時惟釋、道始有師，而儒者已無師，即柳宗元亦不敢當。愈又言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師所傳之道，即為人之道。愈在當時以「關佛」自任，即當時為人之道也。其為古文乃其業，授業即以傳道，而豈徒為一文人而已乎!解惑者，乃解當時信崇釋、道之感，精熟《文選》徒工辭賦之惑。則韓愈之為後世師者，實亦韓愈其人，非僅其文矣。
唐代又有書院，家藏有書而可供外人閱覽，非學校，亦無師。
及至北宋，始於書院講學。睢陽書院為之首，而胡瑗之蘇湖講學則尤為後世稱重。胡瑗分書院為經義齋、治事齋。漢代五經已增為九，豈胡瑷一人所盡通?一國之事如曆法、水利，皆須專家，項目繁多，又豈胡暖一人所盡知?而胡瑷獨一人為師，明體達用，綜其大網，令來學者分類群習，而胡瑷為之折衷指導，仍不失孔門四科設教之精神，亦即西漢儒林之所謂「通經致用」。
韓愈有言:「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在中國傳統教育中，師、弟子實如同學。《小戴禮記》言「敬業樂群」，師、弟子共成一群，共治一業，以敬以樂，情意教育之實際生活乃如此。
胡瑗掌教太學，出題曰:「顏子所好何學論。」時程伊川亦在太學受教，胡瑷欣賞其文，拔擢為助教，今此文猶傳。顏子所好何學，正學孔子之所教，即教顏子以為人。
周濂溪教二175-程尋孔、顏樂處，正樂此學，亦樂此道，即樂孔、顏之為人。倘有群共學則更樂矣。
顏淵死，孔子與之慟，曰:「天喪予!天喪子!」共此學，即共此業，亦即共此情;共此為人，即如共此生命。故顏淵死，而孔子哭之謂「天喪予」也。
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中國藝術亦一種人生藝術，即情意藝術，故與中國之傳統教育精神亦相通。
惟教育終亦與藝術有不同，故顏淵、子路死，孔子皆曰「天喪予」，而孔子之教不厭則如故。惟孔子為至聖先師，為中國教育史上最高之師；而顏子為亞聖，為中國教育史上最高一弟子、一學生。
顏淵年過四十即夭，生平僅為一學生。
周濂溪言:「學顏子之所學。」此則猶之教孔子之所教矣。「教」與「學」平等，共一業；「師」與「弟子」亦平等，共一生命。而上下二千五百年來，有一學生、弟子之最高榜樣，為人敬愛不已，如顏淵，則惟中國有之。
舉世其他民族，上下古今，亦曾有學生榜樣如顏淵其人之受百世愛敬乎?
周、張、二程理學家起，亦可謂中國傳統教育大道乃再興。但濂溪、橫渠猶偏用心在著作上。惟二程下達朱子，乃更偏重在教育上。
二程之教，詳載於其弟子之《語錄》。而朱子尤然。其上百弟子所記之《語類》，多至一百三十卷。著作等身，而主要精力所在，乃在其四書與諸經之注釋。但朱子生平，特未有自創一說、自傳一道之著作。乃為中國後代一大儒，又最為一大教育家。
其風直迄元、明、清三代而不衰。
周、張、程、朱之為教，無學校，無課程，無年限，無群眾集合之講會。僅師、弟子三176數人偶聚相談。
惟朱子同時陸象山聚會講學，其風略異。元代蒙古人主，中國士人多在野為師不為臣，書院講學之風乃特盛。
明代承之，王陽明尤為一代大師。其最流傳者，為《傳習錄》一書，則仍是程、朱為教之舊傳統。王學末流，尤喜集會講學，乃成為一種社會教育，跡近釋、道，近似宗教傳播。此可謂乃近象山，為理學家教育一別支。東林書院講學，則為朋友相聚，乃學會，非以前之書院，亦非學校。可謂又一變。
下達清世，書院講學之風依然傳遞不絕。然仍皆是一師掌教，群弟子受學，不立課程，不定年限，仍此一舊傳統。道、咸之際，有曾國藩，家書家訓，乃以書信親教其弟與子，此乃一種家庭教育。曾國藩不以理學名，自居為一古文家。然其為〈聖哲畫像記〉，又有繼姚鼐《古文辭類纂》為《經史百家雜鈔》，則其所治文學之範圍，已顯見為擴大會通，可謂亦中國一大教育家。
其在軍中，幕府兵僚，皆其教育範圍，乃與王陽明主贛政時特相似。
下及清末，朱文琦在粵，俞樾在浙，皆以書院講學，仍屬舊傳統。其及門者，粵有康有為，浙有章炳麟，則以其變法與革命一事一業為教，又特多著作，故此兩人可謂乃當時一思想家，但不得調乃一教育家，已非中國傳統之所謂師，蓋其時風氣已變矣。
新學校興起，則皆承西化來。皆重知識傳授，大學更然。一校之師，不下數百人。師不親，亦不尊，則在校學生自亦不見尊。所尊僅在知識，不在人。人不尊，則轉而尊器物。最近如電腦、如機器人、如核子武器，其見尊則遠在人之上。人之為學，則惟學於器物，而技能乃更尊於知識。此今日之教育風氣則然。
西方「教育學」一名，本屬後起。如希臘時代之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雖亦廣招門徒，然其學盡見於其著作，而其著作內則不見有人。此乃西方之哲學家，非教育家。
耶穌自稱為上帝獨生子，以上帝之言為教，非自立言以教。故信其教者，惟當信上帝。除其上十字架外，耶穌其人，即不見其有教。後世教皇教宗，亦惟以耶穌之所言上帝者為教。苟非有教會組織，與梵諦岡建築，則其人之尊嚴，足以主一世之教者又何在?
故中國教育，乃在西方「信仰」與「著作」兩者之外，而即以為師者之親身為教，此乃謂之「師教」。則為師亦難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孟子鼓勵人皆可以為堯、舜，乃戒人以好為人師。故中國後世乃教人以尊師，不教人以為師自尊，其旨義深遠矣。故孔子教不倦，及門者多達七十餘人。孟子弟子後世知名者僅公孫丑、萬章三數人而已。故中國之教育，非人生中一事一業，乃教者學者在其全人生中交融為一之一種生命表現，始得謂之是教育。故在中國有師道，而無教育家之稱。此亦中西雙方文化傳統一大相異處。
西方大學本創始於教會，西方政教分，亦政學分，故大學亦可外於政府而獨立。美國大學校長，其職任在籌募經費。校内所重，則仍在教授。吾國近代學校皆重國立，大學亦然。而宗教在國內終不盛行。學校統治於政府，校長由教育部派任，不曾以政治凌駕於學術之上，此亦是一種政教合，政學合。但不僅與西方相背，乃亦與中國舊傳統中之所謂政教合，政學合者有大相違背處。
中國文化舊傳統，「道統」猶在「政統」之上，即為君亦必尊師。如西漢太學，無校長。博士為師，皆有其客觀規定之資格，非可由政府隨意任命。課程有爭議，皆由博士主之，朝廷卿相可得預會參加意見，如是而已。
今則在大學中，為師者其任命其罷休，皆有法律規定，皆聽命於校長；校長之任命罷休，則聽命於部長；部長又有所聽命。而為師者之地位，則顯居其下。如此則又何復言中國文化傳統「尊師重道」之教育精神之所在乎?
今斟酌中西，配合時代，則在學校制度上，亦當有一番改進。則非抱有中國傳統教育之一番認識與情意者，亦無以勝其任。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則亦惟愴然而涕下矣。
繼此又當別論者，中國乃一氏族社會，農工百業皆世襲。生於此家，父業此，祖亦業此，己之一生亦業此，其子其孫亦同業此，則情在此，意在此，己之生命即在此。故在中國工業中，莫不有生命性之甚深貫注而流露。故其工業皆富藝術性，亦富道德性。
由工而轉商，其事晚起。至戰國而商業始盛。下及漢代，如鹽如鐵，全國所需，大利所在，政府特定鹽鐵政策，使商業不趨於資本主義，而商人則居四民之下。
則全社會百業皆融入一人生大道中，而全社會全人生皆納入於傳統教育化，政治亦不得自外。惟道統乃高出於其上。故可謂中國傳統文化乃一人生之「藝術化」、「道義化」，而最富教育性。故曰「天地君親師」，而中國教育精神，亦於此而更顯。又豈西方教育之所得同類相擬乎？
略論中國教育學二
天地生人，大同而小異。異者在其「身」，同者在其「心」；異者在其「欲」，同者在其「性」。色、聲、嗅、味、食、衣、住、行在身，為欲；孝、悌、忠、信、仁、義、禮、智在心，為性。
欲偏對物，性偏對人。大群人生，如一溪之水，順流而下，其事易；逆流而上，其事難。「縱欲」如下流，「養性」似上流。縱欲則於人異。如飢欲食，但僅飽己腹；寒欲衣，亦惟暖已身，不能通之人人。
養性則於人同，孝、悌則家與家可同，忠、信則鄉與鄉、國與國可同，通天下亦可同。性不從己一人有，亦不在己一人成，必求通於人而見。故縱欲則為「小人」，以其分別專在一身上，其範圍小;養性則為「大人」，以其必在與人和合相處中，可擴至國，擴至天下，擴至後世千萬年，其規模大。
故中國人以下流為小人，上流為君子大人，乃有人之「流品觀」。
「情」則在性與欲之間，故稱性情，亦稱情欲，又稱天性、人情、物欲。欲必向於物，能推己及人，已有飢，知人亦有飢；己有寒，知人亦有寒。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道，180即是對人有同情。
消極為「恕」，積極為「忠」，視人之飢溺，如己之飢溺，於是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能使一己之欲向上流，乃見人情，乃見天道。天道即本於人之天性。自天性向下流，則有人情，又有物欲。故物欲亦在天性中，但非天性即盡在物欲中。性則公，欲則私，有上、下流之別。
心統性情，故曰心性，又曰心情，但不能曰心欲，只曰欲心。嚴格言之，欲不得謂之心，故中國人又另造一「慾」字。目欲視，耳欲聽，聲色之欲則在耳目，在身，而不在心。
在心者，則僅有視聽之理，有所當視，有所不當視，此在理、在性，亦在心。聲與色則屬物，視聽顧身，又限於己身，故屬欲，無情，亦可謂對物有情，而對人無情，故亦不得謂之心。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目之視色，青、黃、紅、白、黑皆能視，請儘求視，求青、求黃、求紅、求白、求黑，儘向外求，則内不見情見性，失其理，則如目之盲矣。
馳騁畋獵儘求樂，所樂亦在外，則此心狂妄放肆，盡在物上，亦不見情、見性，見理、見道，如目盲耳聾矣。故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其實物欲亦最易得，最易足。如飽食暖衣，事並不難。天下總少餓死人、凍死人。而人之求於衣食者，不只在飽暖上。求飽暖，亦可謂之情與性。所求超於飽暖，斯始謂之欲。
人心何以易有欲，此須另講究。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以其求食之易，五味已盡嘗之，乃求一青馬肝。故曰:「飽暖思淫欲。」欲之過，稱為淫。欲求嘗馬肝，即淫欲也。布衣暖，菜根香，讀書之味長。
布衣、菜根即夠溫飽矣，而又暖又香更復何求。
惟讀書之味，則長於衣食之香暖，故中國教人大道，更在教人讀書為學上。
讀書為學，主要在教人把此心放在性情上去。
若仍把此心放在衣食聲色上，則味短且淺矣。
《中庸》言:「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其實此味最佳乃在人情上，不在物欲上，故中國人稱「情味」。中國人言飲食，飲更在食上。喜飲酒，但又多在禮中飲，一酬一酢，皆見人情味。
孔子飲酒無量，不及亂，亂即失禮也。
陶淵明之飲酒，乃在能忘去身外一切欲。身無欲，斯人生益多其情味矣。
故醉猶美於夢，夢中尚有欲，醉中則無欲。人若能醉而不亂，則靜亦何害。
中國人飲酒外，又有飲茶。飲茶亦有兩樂，一則閒居獨飲，亦可忘去一切；一則對客同飲，亦備感情味。只求此心放在一事上，忘去其他一切事，茶亦可，酒亦可，獨飲亦可，對飲聚飲無不可。雅俗共賞，此乃中國人一種大眾化之人文修養。
一心只放在一事上，則此一事亦即如無事，如中國人之飲茶飲酒是矣。如一心只放在好色上，一心只放在好貨上，則又必牽連及其他事上去，此就最大要不得。
中國人又好博弈。如圍棋只求自己活，但須保有兩眼始是活。活的地面大即勝。千變萬化，只此一道，即中國人所稱自得自足之道。
孔子曰:「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孔子所戒在「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人貴能用其心。用在圍棋上，與人無他爭，只爭自得自足，較近道，故曰猶勝於無所用心也。
但今人又每好舉行圍棋名人賽等，則亦如其他運動會比賽，爭取冠軍，求名求利，其所用心，則亦不如其已矣。
至如用心於好色、好貨上，則更在其下，無足論。
象棋較圍棋為簡單，而轉見為複雜。共分將、相、士、車、馬、砲、兵七種，每一種必有其應守之職，應行之道。將為主，位最尊，若最無能。相與士位次之，於將為最親，亦較無能，其所行之道亦各有限。此三者只守於內，不得攻於外。車、馬、砲位又次，始向外，他進能退，而其道各不同。兵之位最下，最居前，亦最居多數，乃有進無退。
中國社會組織，各色才能，象棋中七品可作其代表。故象棋亦不啻教人以立身處世之道。可見中國雖一小藝，亦實教育意義。惟象棋則必置對方於死地，而圍棋則惟求自活，其品格乃較高。
近世有麻將牌，則流為賭博，宜不足道。然四人一桌，只求自己十三張牌和，即算勝，略與圍棋相似。以人生原理論，每一人只求內部生活和，已立於不敗之地。此乃中國文化傳統最高教訓，而賭博之道亦無違此準則，此誠大值體會也。
中國教育主要在教人如何好好做一人。而尤要在教其「心」，從「性情」方面做起。男女老幼同此心，同此性情，同樣要做一人，亦有其同樣要到達之境地。故中國教育最要者，乃為社會教育。
小而家庭教育，大而國家教育，亦同屬社會教育之一部分。而學校教育則稍異。家庭、國家、社會教育，主要在性情上；學校教育則在教其性情外，又需教其各人之才智。
中國人所謂小學，主要在家庭、社會。大學則在國家，在學校。私塾乃小學階段，書院則為大學階段。此又與近代教育源自西方者大異。亦可謂小學乃屬一種「自然教育」，天地君親皆師也。大學則是「人文教育」，必當別有師。即君親亦當受教，亦當有師。
深一層言之，可謂天地之教亦在師。中國人言尊師重道。天地亦有道，但無師，則其道無以明，亦何由尊?〈中庸〉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和」即是道，亦即是人之性情。師教立，人之性情達於中和，而天地始得其位，萬物始有其育。
使人之性情失其中和，則不僅萬物失其育，即天地亦失其位矣。此非天地萬物位育之道亦符師教乎?
張橫渠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亦此意。然而天地萬物之與人群，之與人群中之聖賢之足為人師者，則相互和通會合，仍屬一體。故聖賢大師之為教，亦本於天地萬物人群以為教。
中國人所謂「通天人，合內外」，亦可謂即是「自然」與「人文」之會合。此則中國文化最高深意之所在。孟子曰:「堯、舜，性之也。」又曰:「湯、武，反之也。」堯、舜為先聖，為「自然之聖」，本於天命之性以為聖；湯、武為後聖，為「人文之聖」，就於先聖之所表現而反之己之心性而自得，乃有以繼之。
堯、舜性之，乃有所「立」；湯、武反之，乃有所「達」。人文日進，乃立而進於達，則「反之」亦同於「性之」。
而湯、武之所達，實即堯、舜之所達。自然與人文一貫相承有如此。
〈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調教。」「率性」即堯、舜之「性之」，「修道」則湯、武之「反之」。
孔子之為至聖先師，而曰:「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又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孔子三十而能立，七十而達之至矣。
孔子又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孔子之學，即孔子之反之，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孔子乃為人文之師之尤至者，其門人稱之曰:「賢於堯、舜遠矣。」是中國古人重視人文師，尤過於自然師。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但不曰「皆可以為孔子」，是人文之更進於自然。亦可謂聖人更過於天地。蓋天地亦僅為自然師，不得為人文師。為人文師者，必待於人中之「聖」。
《中庸》又言:「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天地生人亦猶水之下流，人而希聖，聖而希天，則猶溯流而上，以求達其源。故性則人人具有，而教則非聖莫屬。
中國人重學，更過於重教，「禮有來學，無往教」是也。孔子無常師，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則人盡吾師矣。孔子下學而上達，其所下學皆學於眾，無常師；其所上達，乃人不知而不慍。
故可謂孔子乃受當時之社會教育。其實孔子以下，亦無不然。惟周公與武王，其父文王，則兄弟皆以其父大聖為師，可謂乃即家庭教育，而亦已是大學教育。周公不為王，孔子慕周公，乃求不居王位而亦以修道明教，故孔子遂為至聖先師。
孔子之教其子伯魚則曰:「學詩乎?」「學禮乎?」學詩學禮，即為人之學。「詩」與「禮」定於周公，乃王者之教，但亦即當時之社會教育，即小學，即大學矣。孔子以小學之道教其子，能自立志，自向上達，則大學之道亦即在是矣。
捨小學，又烏得有所謂大學?師之為教則如鐘，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叩有大小，鳴斯隨之。不叩而鳴，此為不得已。
孟子語曹交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能求之詩，求之禮，又能反而求之己之心、己之性情，自能尋向上去，自能好好為一人。
而大學之道則又不盡於此，故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如此乃始為大人之學。
後世學孔子，尤必學顏子。濂溪《通書》所謂「學顏子之所學」是矣。孟子常在教，顏子則始終於學。中國人從來皆稱「學者」，能學斯為至上矣，而不以師自居。惟唐代之韓愈作〈師說〉，乃以師道自居。在愈之當時，亦有其不得已。但曰:「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則其旨深遠矣。
今之俗則大變，自小學至大學，年未三十即已畢業。是孔子而立之年，而今人則學業已畢矣。自此乃為人師，直至六七十，又必依法退休。實則亦可謂僅有教業，而無學業。
其人不當稱學者，當稱教者。能於教者中得一學者，則成為一不尋常之事。
教又限其年歲，不許其教不倦。蓋今世之教，則亦僅為謀生之一職業耳。
不知中國古人惟有學業，無教業，終其身惟有一大事業斯曰「學」，而謀生有所不顧。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近代學校又如一百貨商店，分院、分系、分科，教師數百人，各以所能為教，一俟來學者之選課。故每一學者可得師數十人，而每一師則僅教來學者所需之一部分。蓋近代之學重在求知，知必向外求。如治生物學，或求之蠅，或求之蟻。為師者則或知蠅，或知蟻，以待學者之求。此非一百貨商店為何?
中國之學則重在學做一人，為師者即其所學之典型與榜樣，學者即學其師之為人為學，而知識則僅為學之一部分而已。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是孔子之所以與人，即孔子生平為人為學之全，而豈一項專門知識之謂乎?
今大學課程中又特設「教育學」一門，人之無學，乃專以教人為學。中西文化傳統其意義之大相違異，亦即此而見矣。然則中國傳統之所謂學與教，豈不有近於西方之宗教?是又不同。宗教重在教人以信仰，非教人以學，此又與孔子之學不厭、教不倦不同。
故中國之學與教，既非宗教，又非為謀生之職業。而與人之為人，即人生之全部，又得密切相配合。此則又中國社會之特異於西方社會處。
今社會變，斯則教育學之傳統又不得不隨而變。學僅以求知，教僅以謀生，但不能有如西方之宗教。宗教乃在西方社會中特補其所缺。牽一髮動全身，求變求新，當前之中國社會又豈可於西方之宗教獨無求!
《中庸》又言:「尊德性而道問學。」若如本篇上文所分析，則「尊德性」實乃一種群眾教育，即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實亦即小學；「道問學」乃始是大人之大學，然大學必栽根於小學，以成全其開花結果之終極目標。
孔子之教，其主要亦終於教人以為人之學而止。而人則有「小人」、「大人」之別，學亦有「小學」、「大學」之別。故〈大學〉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而天子則應是一大人，其學不止於修身，必上達於治國，平天下。
而〈大學〉八條目則以格物、致知為先，格物、致知即道問學。則求知之學，又為中國《大學》中主要一條目。在其本末先後之間，與其一貫會通之處，意之誠待於知之致，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而後始得豁然貫通。知之致而後意誠而心正，故格物、致知乃亦為大人之學。豈不仍待於學，而教則僅以發其志，引其端而止。
故孔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此因治、平大道仍是一種性情之學。憤與悱，而其志始立，乃可從事於所謂學，又豈得人人而謂之能立志好學乎!
今人則又謂孔子生兩千五百年前，烏得預知兩千五百年後事而教我。不知孔子亦僅教其及門七十子而已。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孔子非自任於教後生，今之後生志不立，不好學，不憤不悱。使孔子又重生於今世，亦惟不知其所以教，而默爾以息耳。於孔子又何尤!。
略論中國教育學三
中國人言「明體達用」，「明體」近靜一邊，「達用」近動一邊，但動靜一體，體用一源。苟無體，何來用?苟有用，即見體。體屬內，乃和合性；用屬外，乃分別性。
中國人偏重明體，西方人偏重達用。用必隨時、隨地、隨事、隨物而變，故用於希臘，不適用於羅馬，而羅馬人必自創新用。中古時期以及歐洲現代國家皆然。當前美、蘇對立，仍當別創新用。故全部歐洲史，不易見其會通和合之一體。
中國人則不然。中國與中國人，古謂之諸夏，乃會通和合成為一體。堯、舜禪讓，湯、武征誅，此皆中國人之建成此一中國之大用所在。中國古人會通和合，明其為一體。
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該，恥食周粟，餓死首陽之山，中國古人又會通和合之，而認其為一體。
此下秦、漢郡縣制與唐、處、三代之封建制，顯有分別，而中國人仍會通和合為一體。
漢、唐、宋、明，朝代不同，甚至五胡、南北朝、遼、金、西夏，以至蒙古、滿清入主，中國之為中國，中國人之為中國人，古今五千年間，仍能會通和合以為一體。
經、史、子、集，歷代著書，論道講學，皆屬一體。此可謂之明體之學，明其體而達之用。
其分別處，在中國人觀念中，認屬次要。
一切人事作為，必歸本之於「心性」。心性乃其體，一切作為乃其用。而「心性」又分體用，「性」屬體，「心」屬用。故中國人論心，必求其體，是即性。
性乃天賦，一和合。心附於身，乃一分別。
心之同然始見性，故心之會通和合乃為性。中國人又謂萬物亦各有性，亦會通和合於天。惟心則為人類所獨有，故曰「人為萬物之靈」、「明心而見性」，則人而上通於天。此之謂「通天人，合內外」。
「用」較具體，易見；「體」則抽象，難知。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則知與不知，亦會通和合，知其不知，斯為知矣。天不易知，中國人不強不知以為知。
西方宗教、科學之言天，豈得謂之誠知天?
顏淵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一步一趨，孔子之行與用，其事易知。所立卓爾者，乃孔子大聖之體，惟顏淵知其不易知不易從，斯顏淵乃為孔門弟子中知之最高者，是即孔子謂「不知為不知」之知也。
中國人每連言「道德」。「道」屬用，見於外，尚易知;「德」屬體，存於內，不易知。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此即其所立卓爾者。
孔門弟子日常接觸孔子之言行，即孔子之道。能接觸孔子內存之德者，顏子其庶幾矣。
中國人之教，則重在教其所不知。如堯、舜禪讓，湘、武征談，皆有事功，有用可見。伯夷、叔齊之事功則不可見，乃若其無用，而其德則與堯、舜、渴、武同。
孔子曰:伯夷、叔齊，古之仁人也，「求仁而得仁」。斯言其體，亦伯夷、叔齊之所立卓爾者。叔孫豹分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功與言皆具體，皆有用而易見;德則抽象，乃至無用可見，然有大用，更超於功與言之上。
抑且德存於內，轉易得；功與言見於外，非可常有。中國人之教育宗旨與其教育精神，其主要乃在此「德」字上。
孔子又言，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是孔子贊殷周之際仁者五，伯夷、叔齊與殷之三仁，言行各不同，各無大作用，皆無救於殷之亡。中國人所重，亦可於此五仁而見矣。
西方人重「知」，皆求其有用；中國人重「德」，乃為人之體，而未必有可見之用。孔子言仁必兼知，或兼及禮。知與禮皆有其用，而孔子言之，則皆在仁之下。
又孔門四子言志，子路、冉有、公西華皆志在用，獨曾點無用世之志，子曰:「吾與點也。」後世類是者多矣。故中國人之教育宗旨、教育精神，主要乃為一「全人」教育，首在培養其內心之德。持其有德，則其對人群自必有其貢獻與作用。
天地生人，本不為供他人之用，供人之用者當為物。但人之為用與物之為用大不同。物之為用，在其機能；人之為用，則在其德性。近代如電腦、機器人之類，論其機能之用，則遠甚於人矣，但無德性可言。其創造各種機械者，亦惟尚才智，不本德性。人類苟無德性，則缺了最大一部分之用，而且並有害。
此乃今一時代之風氣，儘自後一時代人視之，又不知當作何評價。中國人言「經師不如人師」、「言教不如身教」。今人又謂西方教育重啟發式，中國教育重填鴨式。以上引二語證之，這也可以說是適得其反了。只不過一昧崇拜西化，以比所知，強無所不知，則非天涯不可，而更和啟發可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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