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維明教授與「我所『體知』的新亞精神」與儒家民主( Imagining Confucian Democracy)

Human rights without responsibility, without a sense of decency, a sense of compassion, is not good enough for a society to flourish... We need to broaden our scope from the legalistic language to the language of the heart. 

沒有責任、沒有正直感、同情心的人權，不足以讓社會繁榮發展……我們需要將我們的範圍從法律語言擴展到心靈語言。

 

當代中國新儒學發展到第三代，有一個明顯的特徵，那就是向全世界去發聲，當中最著名的學者，就是哈佛大學的杜維明教授。他以流利便捷的思緒以及英文，講述傳統儒學，從古到今，尤其在現代世界所涉及到的各種儒學議題，廣泛在世界各地進行交流、教學、訪問。

在YouTube裡面，可以看到一直到2013年，他在史丹福大學甚至還進行關於孔子儒家「民主想像」 (Imagining Confucian Democracy/Civil Society)的三個演講，除此之外，包含他對文化中國、華人世界的詮釋，對於大陸、香港、新加坡、台灣的民主化過程的研究，跟儒家的關係，都有深入的理解。

例如他在九零年代就曾經在香港講學，就涉及到儒家民主化的各個議題，因為當時的世界正是討論中國何去何從這個最敏感、最激烈議題的時候。

在前幾年部落格，有好幾次都談到杜維明教授在YouTube演講內容系列，而昨天更看到了一個影像清晰的版本，那是在2013年，在新亞書院做了一個關於「新亞精神」的報告，以及將近半小時與學生的討論，可以說是我看到他用中文表述1949之後，新亞儒家所代表的一個最重要的學術思潮以及新亞在教育上的那一些重要具體實踐的意義。

他尤其陳述錢穆先生所寫的校訓--「誠明」，以及對新亞校歌每一個字詞與段落的解釋，都有超乎我想像之外的驚人詮釋向度。那種詮釋能力，彷彿就好像錢唐牟徐諸先生在世一樣，那樣一個精神氣魄與承擔之再現。也展現他個人儒家精神世界的修養跟胸襟。

那也是他70歲的時候，還是體力、精神極佳狀態，並開始從哈佛退休後，回到北大成立高等人文研究院做各種籌備事宜。

杜維明教授主講「我所『體知』的新亞精神」

在講述新亞精神演講，最後有20分鐘問答，他所展現的，也是一種儒家勇於面對各種衝突性議題，如文化中國、身分認同，與民主化過程中的各種尖銳問題。這個視頻我曾經在好幾年前看到一個剪接的模糊影像，那是他回答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對於佔領中環的事件，他的回應，因為當時影像不清楚，昨天看到新版本後，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所以我覺得一個有恢弘視野、高級維度的全景思考，會給一些熱衷於政治抗爭運動的抗議者，更能理解他所抗爭訴求的背後的整個政治背景，與來自歷史文化的背景，甚至是學術思想的背景。這個背景有好幾個層次，如果不深入去學習、閱讀，加以內化，那麼所謂的直接對政治抗爭訴求的力量，就會有枯竭，難以為繼的窘境。

所以我覺得年輕人應該要長期浸潤在學術歷史文化哲學的背景裡，才能慢慢地知道自己為何在現實世界，會對一個重要議題採取哪種必要的認知結構與回應方式。所以當看到在台灣有許多年輕人熱衷政治街頭運動的時候，很早以前就覺得，不知道這些年輕人是否具備足夠認識問題背後的那個層次非常複雜向度的能力?

從昨天提到林安梧先生從王船山的道德存在歷史性的氣化論的哲學思考，一直到儒家公民社會、生活世界、新外王的一個互為主體性的新角度，再看到杜維明先生有另外一個更龐大的視野，使他可以關注到的層面，更為巨大，但也都同時意識到儒家民主這個議題，是否就是一個最需要當下去面對儒家能否在公共公民世界，還有積極出路的一個嚴肅思考。

這最重要的意義，就是民主與自由已是普世的追求，所以儒家要生存在現在這個以民主、自由為主的主流價值世界中，去展現他的深度文明性格的話，那孔子儒家是否在其學術資源上，以及走入現代國家過程裡，如在新加坡、香港、台灣、中國大陸的實踐模式，到底與所謂的普世的民主自由的模式能夠產生什麼樣的不同的對話，與展現其風格形式？

確實，這些廣義存在於新加坡、香港、台灣、中國大陸的華人世界，他們就展現了不同的民主、自由的風貌。而在這些地區的環境裡，他們所展現了民主自由的追求，以及成果，到底還能不能稱之為是一種「儒家民主」，或者是這種儒家的民主最精緻的內涵已經不復存在，或者是在這些不同地區展現的民主自由，在制度上，生活上，已經越來越發展成為一種另類的儒家民主，而這個所謂的儒家民主最珍貴的精神人文主義，是否已經越來越淡薄？

例如在1949後，台灣民主化運動中，所展現的所謂「自由主義」式的成果特色，乃成為主要的貢獻者，新儒家反而是一個沒有積極參與對話的陪襯角色，所以就台灣而言，來檢視孔子儒家的民主自由，幾乎就不被視為是對台灣民主自由貢獻的主要因素，因為台灣的民主自由所展現的成果，其實並沒有具備深厚的孔子儒家的學術資源，而是以西方自由主義的各種所謂「普世」價值拿來試驗，拿來衝撞，並且幸運地被台灣人加以寬容對待，而成為對台灣民主制度民主化貢獻中的最重要的力量。

所以像林安梧教授就會認為，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孔子儒家的角色，其實並沒有突顯出來，也就是他所說的，一直沒有發展出一個好的儒家的民主公共論述的場域，以及社會行動方案，或就是他所說的，新外王被內聖修養的心性論給掩蓋，它成為一個行動上無法展現力量參與，去在制度上，公共領域裡頭，作為主要發聲的一股批判的儒家民主，並一直都沒有成為儒家陣營支持者的主流思想，而是停留在個人修養，以及大學學術機構的一個高級研究上，走不出一個在社會生活世界、互為主體，形成一股創造性的改變力量。

就我所知，到2005年林安梧先生到建國通識演講的時候，他所準備的那一份論文，就觸及到許多對於新儒家在台灣民主政治建構歷程中的那一份深刻反省，甚至是一種抗議與批判。他坦率地表露他的這一種政治公民的儒家關懷，是他有鑒於當代新儒學在1949之後，所發展出來的學問型態，都是走向心性那種建體立極，但其實就是一種抽象，甚至跟人間世界社會性沒有直接關係的主體性哲學。

所以台灣民主化的歷程，以及最後的成果，嚴格說，儒家的陣營是缺席的。這裡有他的一種憂心憂慮之所在。我想這是補充昨天部落格上面他所主張的那一系列儒家外王的新論述內容背後所涉及到的，在現實台灣民主化運動中，儒家缺席的一個重要背景。

在台灣現在討論公共議題的時候，都可以直接就公共議題本身來論述，因為這些公共議題背後所涉及到的專業技術，與背景知識，都是一種事實性的呈現，而其處理的原則所涉及的那些抽象原則，例如價值，公平，慈悲，正義，保障少數，機會均等，寬容，理解，詮釋，敘事等等，都可以有它一定的價值與程序標準，並且是多數人都接受的一種價值標準。

不過，如果還有所謂透過孔子儒家背後的學術資源所養成的儒家民主特質的話，這還是可以由參與的人他所表現出來背後的孔子儒家文化薰陶、知識背景，流露出與展現他是否具備有一種更深厚的儒家素養，以及胸襟抱負。也就在其所一起討論參與的公共議題當中，還是可以展現這一種孔子儒家在民主自由社會裡，背後的一番學術涵養，以及一種精神上的修養，與一股行動的力量。

這就好像是一個人在職場裡工作，參與重要的職場世界的各種事務，而就在一起處理，以及對待人事物上面，會在實踐上，思考想做到什麼樣的程度，以及背後的一個人文思維，終究還是可以判別這個人是否具備有所謂孔子儒家式的職業倫理或職業道德或民主素養？

我想在現代多元世界已經成形的時代裡，儒家的民主素養也只是當中各種其中的一個而已，而當其中有人可以高度展現一種背後的學術與歷史文化的胸襟懷抱，在對待問題的思考裡頭，展現一種特殊的人文高度，以及精神上的厚度的時候，或者廣度的時候，我們才能說這個人具有儒家民主的素養，並會讓人感到他是多麼不同而可貴，否則在民主的時代，各個學術思想教派所形成的處理問題的公共普遍原則與程序，基本上，不一定要涉及到其背後的深厚精神文明的修養，到底是哪一種型態？

不過，對今天還熱衷推行儒家理想的那一些人，最終應該知道的是，這一種儒家的精神人文主義的內涵，如果能夠長期孕育薰陶培養，那他還是在今天多元的世界裡頭，會是令人特別感到一種快樂與滿足(逢源之樂)，甚至還可以是慢慢改變這個世界的一股最好的力量之一，這就是我自己對孔子儒家還有某一種嚮往裡頭的真正的信心與想法與心情。                                

1.   杜維明教授主講「我所『體知』的新亞精神」 中大視野 香港中文大學

2.  Harvard lecture by TU Weiming on Moral Reasoning 1996.04.18

3. F. Fukuyama and TU Weiming Imagining Confucian Democracy: Institutional Challenges 2013.02.21

4.  Imagining Confucian Democracy: Confucius as an Intellectual Resource for Civil Society 2013.02.20

5. Imagining Confucian Democracy: Confucian Perspectives on Democracy 2013.0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