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共構」與「歷史通義」的思考方案

 

一、黃年先生一中屋頂：中華民國與中國方向系列

這個禮拜天看到黃年先生【一中屋頂：中華民國與中國方向系列之一】。該文談論三個子題:

第一個是國共內戰是否還有意義？

第一個是統獨分裂的實際與現實的可能與否？

第三個討論地緣政治美中博弈下的自處之道。

這些年黃年先生的主張都集中在以下的命題，也就是「一中屋頂：定錨中華民國，共構兩岸和平競合」。他說：

本文認為，兩岸問題的新視角與新性質是「中國方向論」，其主要內涵是「為人類文明建立典範／為中華民族創造救贖」。⋯⋯兩岸問題已非「國共內戰」，而是兩岸人民對中國內涵及中國方向的再思考與再定位。中國方向不但攸關未來中國，也將影響未來世界。中國更好了，世界也會更好。

二、兩岸1949前後之發展歷程

所以早上就回想中華民國建國與立國的實踐歷程，從1911到2024的幾個階段。

1.    1912年—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創生期

2.    1919年—五四運動—民主、自由、科學

3.    1937-1945—對日抗戰—生死存亡期

4.    1945-1949—年--國共內戰—

5.    1949-1688—兩岸分治期—勿忘在莒之復國運動與枕戈待旦戒嚴期

6.    1987-1996—認識台灣期、台灣優先、台灣第一、本土化

7.    1997-2000—總統直選期—同心圓史觀與台灣島史觀、特殊國與國論

8.    2000-2208—政黨淪替期—台灣前途決議文

9.    2008-2016—九二共識期一中各表，兩岸交流期

10.       2016-2028—兩國論期一轉型正義、一邊一國、境外敵對勢力

11.       2028(?)—一中華民國與中國方向重新出發期—一中屋頂統合論:定錨中華民國與兩岸和平競合

以及1949之前與之後的中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展歷程。

1.    1949前—生存發展期—武裝斗爭

2.    1949-1976—建國破壞期—三面紅期與文化大革命

3.    1979—改革開放期—休養生息期—潛龍勿用

4.    1992-2002—生聚教訓期—六四天安門事件

5.    2002-2012—醞釀大國崛起期—或躍在淵—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6.    2012--2022—一帶一路期—現龍在田

7.   2022-2028—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期—飛龍在天—生命共同體

•       天九三爻曰：君子終日乾乾

•       上九爻曰：亢龍有悔

•       用九爻曰：群龍無首 

三、「王道」與「霸道」

於是，就順便把在這樣的主軸之下所涉及到的幾個面向，以及以前讀過的些觀念，再重新加以複習。我認為歷史的發展可以主要有所謂「王道」與「霸道」的分別。這是中國古代孟子所提出來的觀念。所謂「王道」就是一種以「文化」的高下來決定與擴大、包容的一種中國儒家治國平天下的主張，而「霸道」者是以弱肉強食，也就是霸權、強權為主導下的不對等的，或者是侵略殖民式的一種統治方式。我認為先區別這兩種方式，是認識歷史過程中文明與野蠻比較好的分別。

因為人類歷史文明的發展在人類歷史幾千年的過程中，總是可以鑒別出哪一些文明可以歷經長久的考驗，一直屹立不搖，沒有被毁滅，又有哪一些文明最終經不起考驗，而提早結束。這裡當然有戰爭、氣候、瘟疫、政治、經濟、軍事等等的外在條件，但內在的深處基礎，應該還是在這個文化的一種可以不斷回應挑戰的人性與文化基礎，以及可以不斷擴大延伸的吸引力與包容力之力量。

四、亞斯培《歷史的起源與目標》「軸心文明」

其次是亞斯培在1949年出版《歷史的起源與目標》，當中他提出在公元前八百年到兩百年之間的所謂「軸心文明」概念。因為該時段的文明發展，表現出非常卓越，一種後來難以超越的精神向度，並可以作為後代所有發展文明當中必須時時都加以回應的一座歷史座標（一如所謂中國哲學精神溯源）。所以他後來出版了一本書就是《四大聖哲》，指出東亞的孔子，南亞的釋迦牟尼，中東的耶穌，希臘的蘇格拉底等，還有中國、巴比倫等其他比較次要的哲人。

五、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

如果讓我打賭，五十年後，是美國與歐洲在政治上更像中國，還是中國會更像歐美，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很多理由顯示，中國模式不可能延續。體制的合法性與共產黨的長期執政都仰賴持續的高度成長，但在中國努力從中等收入國家轉型為高收入國家的過程中，這種成長率根本不會發生。

中國透過毒害土壤與空氣累積了巨大的隱藏負債；雖然政府仍然比大多數專制體制更能快速應變，但中國的中產階級日益壯大，當情況變壞時，他們很可能不會接受當前腐敗的家長式統治。中國不再像毛澤東革命時期那樣，將普世主義的理想投射到自己的國界之外。隨著不平等程度的不斷升高，以及擁有政治關係的人所享有的巨大利益，「中國夢」代表的不過是一群相對少數的人快速致富的途徑而已。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放心滿足於民主在過去幾十年的表現。我的歷史終結假說從來無意指向決定論，也並非單純地預測自由民主在全世界必然勝利。民主國家之所以能夠生存和成功，只因為人民願意為法治、人權和政治可問責性而奮鬥。這樣的社會依靠的是領導力、組織力，以及純然的好運氣。（福山序）

第三是1991年美國學者福山出版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這本書出版在蘇聯解體民主政治成為歷史所剩的唯一終結這樣的一個觀察的視角。當時在1989年還有天安門事件，就更加速世人對於共產極權與民主自由對抗之下的必然失敗結果。但福山的書此後也注意到近二十年，民主效能的不斷低落，甚至治理上的衰敗。但相對於極權政治的統治，他還是認為民主是更好的必然選擇模式。

六、杭亭頓出版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其次在他的老師山謬爾杭亭頓出版《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這本書的著眼點，就指出回到更具有不同歷史文明根源傳統的全球視野，並認為只有回到世界上幾大文明與宗教的根源基礎，才能夠真正從相互理解溝通中來建立世界的秩序。此即不僅文明的衝突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而且建基於不同文明的新國際秩序也是避免戰爭的最佳安全保障。

七、許倬雲先生之「宅茲中國」

我要從世界看中國，再從中國看世界」對華夏內外的歷史互動進行了全新的歸納排列，再現了中國大地上人群、族群、文化互動融合的軌跡。「中國文化是以大宇宙來定義一個人間，再以人間孕育下面各個層次的空間：國、族、親戚、鄉里、朋友。這一級一級由個人而至天下的網絡結構，每一級之間，都是彼此關聯、前後相續的秩序，中間不能切斷，更非對立……既然這一文化圈的特點，是一個大宇宙涵蓋其上，一個全世界承載於下，居於二者之中的我們，究竟該如何找到安身立命之所？這才是我撰寫這本書的命意。（《經緯華夏》）

循此扇形展開一條線平行，往南走，又折華南與華東，終於，中國江河大平原的核心，和百越民族，吳越和湖南一帶，洞庭湖邊上古代山裡面的越人，以及在過了嶺南，廣東的越人，北方的民族和沿海的越人，無不逐漸融合於華夏大集團的共同體。如此長期、長線的接觸與融合，其面向之寬、廣，彼此影響之深、遠，遂能將整個南方，吸納收攬於中國的文化的族群混合集團之內。西周時代的開展，毋寧是此後三千餘年持續發展的發軔階段。 其整個形勢：扇形開展、往東開、往北開、往南開，就構成了中國廣土眾民，天下秩序的總體形勢。

在如此基盤上面，西周又造構建了一個龐大的文化交流網。姬、姜兩文化團體，帶著作戰任務，可是也帶著豐沛的文化資源，交流溝通與逐漸融合，使得各處地方的文化，因為網絡寬、網絡密，籠罩在東方古代文明之上，終於，周東封與殷移民，古代和西周，結合為一體。夏、商作為基礎的東方局面。本來是夷夏東徙，一變而為宗周與成周。古老的夷在東方，當年從海河流域看來，夏是在山西；可是從陝西看來，夏在中原。「華夏」，整體大布局，不是一天能夠完成，乃是經過西周數代的分封，編織為彼此支援的共同體。 西周的分封，與歷來外族進入中國，建立皇朝的歷史，互相比較，西周的局面更宏闊、更長久，他發展的功能更為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使中國成為中國。「華夏」這兩個字，要從華、夏，相結合，我們才能理解是西周，從割據一方，打造出一個「宅茲中國」的氣魄。(《西周史》)

再者就是我經常在歷史課以及通識課提到許倬雲先生《我者與他者》的觀念。這個觀念一直貫徹到他後來的像是《萬古江河》、《經緯華夏》這種宏觀的歷史視野，而能夠駕馭我者與他者，因其是一種具有強大包容性與穩定性的文明型態。而《萬古江河》是許倬雲畢生智慧的結晶，也是他對中國文化發展問題的創新詮釋！本書以江河流域的擴大比喻文化的進展，從中國文化發軔的地理空間開始談起，論及史前時期中國文化的多元發展與分合，然後再細述中國文化在不斷的衝突與融合中，一步步擴大進入世界體系的歷程。最後，全書以中國文化面對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帝國壓力下的「百年蹣跚」為結束。

這個在他早年的《西周史》這本書就確定了中國史此後的大一統的局面，就在西周的建國歷程中確定的下來。而這種強大具有包容性的擴大與吸收的統治基礎，就是周公的制禮作樂，也就是孔子後來所說的仁政、禮治、德化的道德精神。但他強調中國的文明其實是在不斷地擴大中與其他的文明相互學習適應的過程。這裡面應該比「我者與他者」比較上是更對等的角度來相互理解，尤其不要訴諸於「中國中心論」太過自大與驕傲的「華夷之辨」的歷史哲學。

八、錢穆先生《晚學盲言》—中國古代「正反兩端，合為一體」思維

中國思想之偉大處，在其能抱有「正反合一」觀。如言死生、存亡、成敗、得失、利害、禍福、是非、曲直，莫不兼舉正反兩端，合為一體。其大者則如言天地、動靜、陰陽、終始皆是。(錢穆先生《現代中國學術論衡》〈略論中國史學一〉)

之後，我想到最近讀錢穆先生的《晚學盲言》他的「自然天地宇宙」這個部分，強調中國最早的哲人看待宇宙萬象，發現其中的規律總大體都遵循正反合一、兩端用中、一體二分，乃至一以貫之的整體性的有機思維。這種思維誕生於農業文明，所以有強大的在內外與天人之間，一種強調統合，卻也隱含的個別差異的整體生命哲學，是一種中庸式、和平式、擴大式、包容式的文明型態。這可以輔助許倬雲先生的《西周史》這本書論述，以及幫助去理解許先生的《萬古江河》以及《經緯華夏》背後的那一種宇宙觀、與天下觀，在天地、內外之間的一種「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摘自《中庸·第二十七章》的思想精神。

錢先生還從《周易》裡面所得到的那一種中國式的辯證思想，就是一種會通性、和合性、傳承性，而不是黑格爾是或馬克思這種鬥爭式的辯證思想。後者這種辯證思想，是沒有盡頭，沒有完成，只是永遠不停向前，是重標新立異，是只是變，而沒有化，所以並沒有所謂「人文化成」這四個字的精神。

又根據《易傳》乾坤、陰陽、男女之動靜、闢翕，當中都在各自包含在其自身之內的另一端，而產生有一種相互流變，一種一體成化的精神，而不是斷然一種二元對立，甚至是相爭相鬥的原理。

又言近代天文學言，宇宙究爲有際限，抑無際限？若謂有際限，則此際限之外，又何境況？若謂無際限，則依人類思想慣例，無際限終該有際限。此皆從人類語言文字中生出問題，而終難解答。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知中必涵有不知，而不知之中亦必涵有知。此亦一陰一陽之融為一體。而凡成一體，則又必涵有陰陽之兩面。偏舉一面言，則必失之。中國傳統思想之偉大深厚處，則在其必兼天人內外死生彼我而一言之。此皆所謂一陰一陽。（《晚學盲言》⟨中庸與易簡⟩）

九、台灣史之悲情與樂土

從宏觀的視野來看，臺灣自從十六世紀以來，便一直受到不同時期之不同帝國的影響。因此，帝國對於臺灣的影響、臺灣對於帝國的回應，也就自然成為臺灣史的重要內容。甚至，毋寧說，與諸帝國的交鋒才真正是立體的（dynamic）臺灣史。讀者將可以從收入本書中的這些文章，看出來我對於臺灣史的基本構想，這也是我特別將此書題為「臺灣史是什麼？」的原因。 (吳密察《台灣史是甚麼？》)

但回到現實的歷史，也就是台灣史的真正面目，卻是一個顯得看起來更多悲情的歷史過程。這主要是大航海時代，從西班牙、葡萄牙一路，台灣就主要成為強權或者外來勢力所呈現的悲情歷史，而真正的台灣史最原來的風貌是以原住民以及南島文化作為起點。但各種外來的強勢文化仍有其王霸與文化之高低之別。

而台灣史的發展也確實到了1987年解嚴之後才有了全新具解放性的風貌，並且因開放性與批判性而產生了強大的生命力量與文明的高度。台灣乃愈來愈成為一個和平的樂土，人間的天堂，並只以台灣作為建構主體性的精神所在，自然慢慢一直往去產生一股強大要獨立於中國歷史文化與學術思想的支配與影響之外，而重新建立一個主從的關係架構。

此即1987年戒嚴之後，台灣即在自栩為政治、經濟、教育三大「奇蹟」之下，完成了「民主建國」(如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的歷史任務，並改以台灣為優先、為第一，而以去中國化，去中華民國憲法，並向同心圓史觀，與台灣島史觀趨近，並且更為明確地走向（或跟隨）以西方美國的民主陣營的台灣主體性意識，或以台灣人為主體推動正名與制憲，與親近擴大與日本的交流，而認為在台灣一地已經「完成」中國幾千年未有之「民主」之歷史任務，乃放棄了思考中華民國與中國之未來的歷史議題，最終變成華獨、台獨與獨台的「平庸」現實。

若非這二十年來西方民主治理的效能出現崩壞，西方民主陣營逐漸失去效能，代之而起的是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與大國崛起，使世界重新成為美中兩強（與多極世界產生）的對峙，台灣才慢慢又意識到必須回到了重新思考中華民國建國與實踐的歷史內涵，與中國方向的願景之思考。也就是整個中國民主建國的歷史任務（在兩岸）其實並未完成，還在持續發展之中。

也就是如果不是這二十年來，海峽兩岸的快速形勢消長，中國大陸的崛起，真正歷史的終結應該就是在離中國這個廣大土地之外的不遠的海島上來成立。也就是說我們從解嚴以後，台灣的主要的一條發展脈絡已經因為自認歷史之任務已結束，即接受了這就是歷史最後的終點，並且不再有必要乃至有足夠的「動力」或需要去恢復到「一個中國」，或者以中華民國憲法本文為主的那樣子昧於現實的「歷史任務」已經結束，何以還有必要加入兩岸中國的歷史復興共榮的道路（此即黃年先生所說「為人類文明建立典範／為中華民族創造救贖」）的這種動力已經消失。也就是目前所謂「安於現狀」（或盛世平庸下）的華獨、獨台與台獨居多數的這三個型態。

當然有識之士會發現，一個國家的發展，或一個所謂新的民族之成立，的確立必須要經得起任何考驗，以及具備高瞻遠矚之永續發展之願景，而當台灣各方面因自認其歷史之任務已經終結，而養成長期偏安於一島之心態，乃讓商品化、市場化蔓延一切，乃逐漸失去了當初鬥志高昂、熱情洋溢、自由開放的性格，而變得越來越如鴕鳥般封閉，甚至他的人文表現越來越平庸低落（一種葛兆光先生所說「盛世的平庸」），那就是空有民主自由之「虛名」，而無其人文博大深厚之「堅實」的「精神人文主義」之基礎做支持，一實一虛，兩岸之差距乃愈來愈大。

十、「三史共構」與「歷史通義」的思考方案

〈泰伯19〉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所以最後我呼應黃年先生這十幾年來的主張，以及也呼應了楊儒賓先生《思考中華民國》這一系列的書中所表現，以「當代新儒家」為思考主軸的傳統儒家走到現代性的「整體方案」當中的一條在各方面都仍在發展中與未完成之「艱難」道路，是可以跟黃年先生所倡議最極具挑戰與無比難度去實踐的「一中屋頂，定錨中華民國，共構兩岸和平競合」來表裡相互呼應。

而或誠如周質平先生所說，「如果說錢穆的現世關懷是為舊中國『招魂』，胡適是為新中國『催生』。那麼，余(英時)先生既不『招魂』也不『催生』，他隔海靜觀，透過深刻的歷史研究，對當下的社會時局給出針砭。」到楊儒賓先生「儒家現代性」方案之中華民國「民主建國」（也是五四的完成者），到黃年先生提出之「一中屋頂：定錨中華民國與兩岸和平競合」，則最後希望以史作檉先生《中國哲學精神溯源》的「開放的還原主義」與許倬雲先生的《我者與他者》、《萬古江河》與《經緯華夏》的廣大開放與包容胸懷與視野，宛如長江大河，萬古江河，不斷綿延擴大，廣納百川，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的強大中國「歷史文化哲學」的恢弘氣度的包容承擔之精神，並且以錢穆先生在《晚學盲言》中所說那種深具正反合一，此即我者與他者、兩端竭盡，並且合內外，一天人，本末源流合而為一，乃至以一貫之的精神，是皆所謂ㄧ陰ㄧ陽，或建國儒家汪中興先生本錢穆先生《論語新解》而來之孔子「生命五層次」在天人之際與內外之間之「生存層、生活層、生趣層、生獨層、德層、天命層」之「下學而上達」為架構，來作為我自己如何看待當代中國史、台灣史、以及世界史，它們如何「三史共構」，與如何得其「歷史通義」的整體思考方案，乃我自己多年所從中所吸收、消化的綜合看法。故我也如此寄望於中國大陸之「大國崛起」與「中華民族之偉大復興」（乃至2010年電影《孔子：決戰春秋》，與近期提倡「生命共同體」之全球治理、全球文明、全球共榮、全球安全）能早日實現。則當下兩岸都更有待於和平良性之交流，與如《西周史》所說之那種（「終於，周東封與殷移民，古代和西周，結合為一體」）包容與凝聚之共識，乃至如黃年先生所倡議之「一中屋頂」架構「為人類文明建立典範／為中華民族創造救贖」之最高王道之理念，能早日落實建立。